东北中山有千余名少年“爱国犯”
黄敬在电车上演讲
学生遭水龙喷射
学生在示威游行
卡车接回“爱国犯”
鲁迅先生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这句话是2015年6月中旬我们在北京采访时听到的，反复品味，如获至宝。这是《“题未定”草（六至九）》里的一句话，撰写时间为1935年12月18日至19日夜，“一二·九”运动爆发过去不过10天，“一二·一六”示威游行过去才两三天。是，大家猜对了。鲁迅先生所赞的便是那些在“一二·九”运动中爱国游行的学生们。
在队伍中，有1000余人很特别，他们是——流亡北平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们。绝大多数才十几岁的孩子跟着大哥哥、大姐姐，却遭受水喷冻馁、棍击刀砍，这本就让人产生悲壮的怜悯，然而，有些人竟被当局逮捕了，成为少年“爱国犯”……
北平街头那奇冷记忆
“1935年冬的北平可比现在的北京冷多了，12月初下了一场大雪。交道口大街上的雪却被车马践踏得结结实实的，像铺上一层路面，雪白得耀眼。”与这份寒冷相对应的是，军警喷射的水龙和学生们身上的冰碴。这是东北中山中学校友韩德文的“一二·九”记忆。
这一年12月9日，爱国学生涌上北平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请愿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开始示威游行，遭到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大刀的攻击，百余人受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又举行了声势更浩大的示威游行。
据多数校友回忆并相关历史资料显示：东北中山中学学生有组织参加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12月16日清晨，中山中学东校同学在教学大楼后集合，正式宣布学生会成立，随即冲出校门。西校内，学生会纠察队长李文翰（李涛）号召和组织同学们集合。东西两校1000多人，冲破军警重重阻拦向天桥集结。郭峰是中山中学学运中的骨干分子。”这是《郭峰传》里一段记载。
李涛的原秘书、现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勇在2015年6月17日接受采访时说：“沈阳市委党史办编著李涛革命工作生涯时，向老领导核实有关细节，我听老领导说，‘一·二九’运动中，军警追捕我们时，我是直接和这些黑狗子斗，真刀真枪干，拿棍子对打。而郭峰搞宣传，文斗。”
“我们沿途鼓动大中中学、求实中学出来参加游行队伍。我们班和其他班小同学是队伍中最年轻的人。一些老师也穿插队伍中间，程沐寒先生随着队伍蹒跚往来，照顾小同学、女同学。进入天桥会场，正有人站在电车上演说……这个镜头被拍照下来，我曾在报章杂志上几次见过。”刘启光参加“一二·一六”游行时，是中山西校初中部学生，才13岁。他提到的演说青年叫黄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市首任市长。孙勇也提到此事：“（李涛）曾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黄敬在电车上发表演说时，周围的人很多，很有声势。我当时就在现场。”天桥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等议案，并一致通过全市总罢课。
“游行队伍走到前门。宋哲元的部队荷枪实弹，站在城墙上，如临大敌。警察也关闭了城门。游行队伍转头向宣武门前进。到宣武门，城门也关了。中山中学的游行队伍在整个队伍的中间，快到菜市口时，突遭事先埋伏在四周胡同里的军警袭击。他们熄灭路灯，围追堵截，用枪托、棍棒、皮鞭甚至大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乱打、乱砍。”这是当时中山中学高4班学生董林的回忆。90岁的中央党校离休干部杨霁还记得在中山中学初中部读书的二姐刘玉佩回家时的狼狈：“她被水龙头冲到了。衣服上结了冰，浑身湿淋淋的，回家了。她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政府靠不住了！”还有一个叫郜世仪的女孩，游行回来就病了。同学看她，她都不认识了，躺床上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群热血青年领着刚刚懂事的弟弟妹妹们忍着饥渴，冒着寒风，要求抗日、不做亡国奴，何罪之有？夜深了，队伍被冲散了，没有歌声，只有愤怒！”尽管已时过境迁，韩德文依然愤怒。不过，他已经知道：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也有一些温暖的记忆。“学生们一天水米未进，后来一些弱小的女学生昏倒在大街上。老百姓感动得痛哭流涕，纷纷上前送水送饭。那场景真是感人啊，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这是当年的中学生邓兰儒的回忆……
本版文字由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伏桂明、周贤忠撰写
本版照片由王林翻拍 本版制图 袁野
校长签收“爱国犯××名”
“一二·九”运动后，东北中山中学有不少学生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被编为一团的一个中队，由李涛任队长，历时20多天，步行近千里，途经十余县，宣传抗日救国。中山学生南下宣传后，不少人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国民党当局一片恐惧。1936年2月，大逮捕开始了。
王雨薇，在中山中学西校读初中，是改选后的校学生救国会副主席。“他们是按黑名单点名逮捕的，我也在黑名单内。抓走10多个人。宪兵把我们关了一整夜，才送看守所牢房。一夜无眠。第二天，男同学一个个被倒剪双手，捆起来。他们也来捆我，我拒绝：我无罪，不受捆绑之辱！僵持到最后，我胜利了。看守所只有一间女牢，我进牢时，里边已关了一个姓冯的小学教师，她也是犯了‘爱国罪’。”
在东校，军警到传达室门口“点名”。看护传达室的老先生看出他们抓人的意图，便高喊“××先生，传达室有人找”予以示警。在同学的掩护下，郭峰、甘重斗、李涛、于克等学运骨干翻越校墙逃脱。北平全市各大中学校被捕学生多达数百人。消息传开，全国哗然。社会各界呼吁“爱国无罪”，掀起援救被捕学生运动。宋哲元不得不于3月中旬宣布被捕学生无罪并予以释放。
中山中学被捕学生释放时，校长李锡恩亲自用汽车接他们回校。据当时目击者说，李校长颇具讽刺意味地在收条上签写了“今收到爱国犯××名”。但，徐迈伦、杨士明、富觉民、姜绍禹四名同学因“案情重大”，经托人疏通，延至3月下旬，始无罪释放。
两位老校友对“一二·九”当时产生的影响有描述。
孙逊（孙秀英）说：“在一次群众欢迎集会上，王雨薇登台演说，备述当时政府卖国求荣，和人民爱国有罪的累累事实。王雨薇为表决心，当场用剪刀刺破手腕，以鲜血来作证其报国献身的试验。到会同学都是从东北到关内的有志青年，不禁潸然泪下。霎时间，会场情绪沸腾。这次会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1936年底，16岁的孙秀英随流亡学生大军投奔太原，与中共地下党接上头。
阎铁（阎春生）回忆说：“‘一二·九’运动后，中山中学成了一只坚强的力量，在‘七七’抗战后，同学们奔赴四面八方，参加各个方面的抗战活动，有不少同学为祖国流血牺牲。这在国共两党都大有人在。”国破家亡，异乡异客，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激情使这些少年郎后来成为有用之才——以不同的方式报效着祖国。
郭峰：在北京“最后一眼”……
他若健在，今年正好百岁。
2015年6月3日，在沈阳市委老干部局三楼，我们开始了一段采访。“没有录像，没有照片，可那个场景却如影随形，清晰可见。那是2004年4月4日中午，老领导从北京回沈转院的前一天，他一再坚持要到天安门看看。老领导像是知道自己这次可能再回不了北京了，要对什么有所交代。征得大夫同意，我们出发了。车减速绕行天安门广场，驶向天安门。
他又让司机开到新华门。车很慢，可他还要求开得再慢点，久久注视着外面……”
“老领导”是原中顾委委员、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
说这段话的人是郭峰的最后一任秘书、现沈阳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张续。郭峰的“最后一眼”想要告别什么？可能是出于一位老革命家对党和国家的深情，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地，一个是中南海的正门。我们查阅了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郭峰传》、《郭峰纪念文集》及诸多东北中山中学校友回忆文章，发现还有一个备选答案——
新华门，天安门，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两处标志性地点。尤其新华门，还是学生向当时华北最高当局和平请愿之地，请愿不成后又是游行示威的出发地。而郭峰便是这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东北中山中学方面的领导者之一。对老人来说，青春的记忆总是最难忘的。
不管这是不是最终的答案，但肯定的是：两处“门”是他一生牵念的地方。
这“最后一眼”，既有他的“一二·九”记忆，又有他的一份“中山情”。东北中山中学1949年被解散后，时隔47年，于1996年在沈阳复校，便是他与李涛等老校友努力的结果。他期望，母校能为国家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郭峰，原中顾委委员、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入东北中山中学读书。
李涛：现名就是入党时改的
李涛，原辽宁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原沈阳市委第一书记。1934年入东北中山中学读书。
2008年2月16日，原辽宁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李涛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95岁。李涛曾对原秘书、现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勇讲述了一件往事：“1932年2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穿着旧棉袄，背着简单的行囊，进了东北中学。结果，刚上课我就和老师打一架。老师用英语讲什么我记不清了，我问老师：国家都这样了还讲英语，为什么不讲抗日救国？顶撞老师，我被记过一次。校长及教务、事务主任都是国家社会主义派成员，为争夺学生，规定凡加入这个派的学生每月可得到3块钱补助。我不赞成学校此种做法，又被记过一次。后为抗议学校不合理规章制度罢课，又被记过一次。我决计离开这个学校。1934年3月，我报考了东北中山中学。”
李涛这种斗争精神也在一本书里得到印证。
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艰苦卓绝 奋斗不息——李涛同志革命工作生涯》有这样的描述——
在中山中学，李涛独立、坚定，处处显得行高于众，一开始便成为班长。此时，他的书包里经常装有一些进步书籍，如《母亲》、《向导》等，这些书是从王冠军那里拿到的。王冠军在东北中学时便离校，为北平抗日义勇军做通讯员。……
“一二·九”运动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宣传。一团（李涛为中队长）宣传路线是从固安、熊县、霸县到保定，学生们一路进行宣传。李涛带队在保定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一天晚上，学联指挥部在私立同仁中学开会，决定以杜重远在上海办的刊物名称命名，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组成筹备委员会，李涛为委员。会议开到夜晚11时，军警包围了同仁中学，他们被押解回北平。
回北平后，李涛继续为组建民族解放先锋队而奔忙，不久，筹委会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大会进行选举……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总队正式成立，并通过了先锋队章程。李涛作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人之一，担任中山中学中队长。
一天中午，李涛正在学校食堂一边吃饭，一边和学联的徐迈伦、于克、李铁英等同学商量工作。一个同学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军警特务已经进入学校。李涛他们赶紧放下饭碗往外跑，远远看见气势汹汹的军警正往这边走。因军警不认识他们，对远处大摇大摆走过去的李涛等人未多加注意，于是他们趁机越校墙逃走。
……党组织还是在1936年11月指派徐迈伦介绍李涛入党。
李涛这个名字，就是入党时改的（此前叫李文翰）。
伊作衡：从容走上绞刑架
伊作衡,著名抗日爱国志士。1934年入东北中山中学读书。
“浮生如一梦，无志空白头，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
这是抗日志士伊作衡上绞刑架前赠给狱中难友的一首诗。
伊作衡及夫人罗淑兰均在北平时期东北中山中学读过书。他童年时在齐齐哈尔读私塾，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1930年秋，伊作衡加入国民党。1932年5月，他和20多名男女同学先后来到北平，此时他与罗淑兰已订下婚约。1934年，他们同进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在此期间，伊作衡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保护了一些进步学生。
据校友李景亭、唐崇光回忆——
学校训育主任曹某有意迫害进步同学于树文（即于克，曾任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峰等人，伊作衡常把自己知道的迫害进步同学的消息告诉他们。“一二·九”运动期间，中山中学的进步组织早已把同学发动起来，并让一名项云霞的女同学找到伊作衡。他用弘达学校的油印机连续两夜将送去的宣传品印出来，又把校外的学运信息传进中山去，支持母校的爱国学生运动。伊作衡对进步组织的学生从来予以同情和帮助，同学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也有所了解。就在当时北平当局逮捕学生失败的时候，他却在西城区的家里掩护了于树文数日，帮助他安全转移离开了北平。
后来，伊作衡成为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日组织哈尔滨地区的负责人。1941年12月15日，伊作衡被日本宪兵逮捕。拘押期间，受到宪兵队轮番审讯，遭受灌水、上大挂、狼狗咬等酷刑，但敌人却没有从他口中获得任何情况。最后，伊作衡以绝食方式与敌斗争。敌人无奈地停止了刑讯。
1943年5月7日，伊作衡高唱战歌走上刑场，神态自如地走上绞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