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

　　税收是国民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缴纳更多的税费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但同时也会影响企业发展。基于此，企业是否需要考虑降低自身税负？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否起到降低税负的作用？同时税收体现了政府的意志，不同地方政府对税收征管存在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税负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验证。
　　一、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国内外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从理论分析到案例研究，再到实证回归分析，但至今仍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两者正相关
　　有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两者正相关，即社会责任好的企业会支付更多的税费。Mills 等（2002）在对印度跨国公司避税程度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有良好社会责任的跨国公司，在承担税负方面比社会责任差的公司表现更好。
　　Lanis 和Richardson（2012）以加拿大408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越高，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更谨慎，从而其避税程度越低。Kim等（2012）发现企业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道德的期望，不是因为机会主义，因而会更少地进行避税。王晴晴（2015）认为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企业更倾向于作出与社会责任观相一致的行为，从而减少避税行为。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两者负相关
　　有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两者负相关，即社会责任的履行会使得企业避税及税收激进程度加重，从而支付更少的税费。S i k k a（2010）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得出，对社区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实际上会利用其外在形象更多地进行逃税。Watson （2015）对社会责任、税收激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实际税率更低以及未确认纳税收益更高。D a v i s 等（2016）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好的企业会进行更多避税游说工作，从而降低企业现金税费支付。吕伟等（2015）发现企业会利用社会责任来进行风险管理，降低其自身的整体风险，避税活动更加激进。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企业的避税、税收激进行为，未考虑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获得的税收优惠。在我国，税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优惠政策，因此，本文将税收优惠纳入到了研究框架，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一）假设H1：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存在着负向关系，即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好，实际税负越小
　　一方面，鉴于中国法治尚未完全成熟，企业可能用履行社会责任来进行风险管理，从而掩盖避税行为。同时，由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愿意诚信纳税以及更少地避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公共福利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会通过税收优惠来激励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税收优惠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的税费支付。
　　（二）假设H2：相比政府压力大，政府压力小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
　　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一直采用“基数+ 增长”的税收计划分配方式，导致政府意识控制税收收入组织工作（张华东，2009）。当政府官员面临职位晋升和财政收支方面的压力时，他们会对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以便获得所需的资源（王立彦和刘向前，2004）。一方面，当政府压力大时，税务部门的征管力度也就越大，避税的风险也随之增大，企业避税的可能性随之降低。
　　另一方面，由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具有相当的弹性（吴文锋等，2009），当政府压力大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给当地企业的税收优惠会随之减少，对企业进行的税收抵扣、返还会更加严格（赖陈恒，2014）。另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往往可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的倾斜，但当政府压力大，企业因履行社会责任而享受的税收优惠会减少。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得出，当政府压力大时，企业虽有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但企业避税风险增大以及税收优惠减少，仍可能支付更多的税费。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0-2014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我们依次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剔除资不抵债的样本，剔除净利润为负的数据，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
　　1.企业社会责任得分数据来源于和讯网。因为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一般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环境、社区、社会福利等的社会责任表现，而和讯网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分，依托于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及客户、环境、社会等五个方面的描述，进行三级指标打分，并且指标设置较为合理，对于不同行业的各级指标所占比例也有所区别，所以本文采用和讯网数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2.由于存在税收返还等，当期实际税负可能包含以前年度的返还或者欠缴，故本文参照Dyreng等（2008）的做法，采用五年平均税费计算方法，保留连续5 年的数据，得到5 525 个样本数据，同时将回归模型中各变量都进行五年平均处理，最终得到1 105 个回归样本数据。
　　3. 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及其计算
　　1.被解释变量。实际税负：本文为衡量企业实际税负，选用现金流量表中关于税费的现金净流出，记为Cash_ETR，再根据五年平均税费计算方法和现金流量表、利润表中相关数据计算实际税负。实际税费=（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的五年总和-企业收到的税费返还的五年总和）&Pide;扣除非经常性项目前净利润的五年总和。
　　2. 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和讯网对社会责任方面的打分包含了企业所得税费用，本文使用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为总得分减去所得税费用得分的五年平均值，记为CSR_Score.同时本文将社会责任得分等分为5份，设置了两个哑变量，当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处于前20%时为高社会责任，赋值为1，否则为0，记为CSRhq；当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处于后20% 时为低社会责任，赋值为1，否则为0，记为CSRlq.
　　3.调节变量。政府压力：政府压力主要来源于官员晋升和财政收支，而这两者与地方GDP增长有较强的联系，因而我们使用上市公司注册所在省市的五年平均G D P 增长率代表政府压力，记为Growth.
　　4. 控制变量。参照吴联生（2009）及Davis 等（2016），本文选取企业性质（SOE）、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无形资产比例（Intang）、固定资产比例（PPE）、现金持有比例（Cash）、销售管理费用比例（SG&A）、研发费用比例（R&D）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企业性质（SOE）来自于国泰安最终控制人数据，若为国有控股，SOE=1，否则为0；企业规模（Size）为年末资产合计取对数的五年平均数；财务杠杆（Lev）为年末负债合计&Pide;年初资产合计的五年平均数；无形资产比例（Intang）为年末无形资产净值&Pide;年初资产合计的五年平均数；固定资产比例（PPE）为年末固定资产净值&Pide;年初资产合计的五年平均数；现金持有比例（Cash）为年末现金及其等价物&Pide;年初资产合计的五年平均数；销售管理费用比例（SG&A）为年末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合计&Pide;年初资产合计的五年平均数；研发费用比例（R&D）为年末研发支出&Pide;年初资产合计的五年平均数，若研发支出缺失，则取值为0.
　　（三）模型设计为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为控制行业效应，我们在模型中加入行业的哑变量Industry.ε 为误差项，其期望值为0.根据研究假设1，我们预期CSR_Score 和CSRhq 的系数符号为负，CSRlq的系数符号为正。同时为验证政府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负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分为政府压力大组与政府压力小组。将省市GDP 增长率与全国GDP 增长率进行比较，当省市GDP 增长率大于全国GDP 增长率，则认为该省市属于政府压力大组，否则，属于政府压力小组。根据研究假设2，我们预期当上市公司面临的政府压力小时，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的负向关系更显著。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于实际税负、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Winsorize 处理。从表1 可以看出，实际税负（Cash_ETR）的最小值为-1.05，说明企业五年内收到的税费返还超过了企业所支付的税费，企业享受着巨大的税收优惠；实际税负（Cash_ETR）最大值为3.64， 说明企业五年内支付①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发布[EB/OL].（2013-09-10）[2016-08-05]. http://stock.hexun.com/2013-09-10/157898839.html .的税费超出其利润的2.64 倍，企业缴纳了更多税费（其中包括流转税，如增值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CSR_Score）平均值为31.78，最大值为64.81，根据和讯网等级划分，① 五年平均社会责任得分均处于中下等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有待进一步加强。省市GDP 增长率（Growth）最小值为0.09，最大值为0.19，存在着巨大差异，说明各省市政府压力是存在差异的，从而可能对税收产生影响。其他变量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2 列示了税费支付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其中2-1，2-3 只有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回归结果；2-2，2-4 分别为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2-1，2-2 中社会责任得分（CSR_Score）的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税费支付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关系，即企业社会责任越好，税费支付则越少。2-3，2-4中高社会责任得分（CSRhq）的系数不显著，表明高社会责任得分企业税费支付与其他企业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低社会责任得分（CSRlq）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与其他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不好的企业需要支付更多的税费，从而支持政府公共事业。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相当于代替了政府做了些社会福利的事情，可获得相应好处，降低避税风险或者获得税收优惠政策；而当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好或者不作为的时候，政府会对其征收更多的税，以便用于公共福利，相当于政府代替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是切实有效的，另外，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同时，在2-2，2-4 中，企业性质（SOE）的系数都在5 %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国有企业（SOE=1）的税费支付水平更高。
　　（三）政府压力、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2列示了在不同政府压力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当上市公司面临的政府压力大时，社会责任得分（CSR_Score）系数不显著；面临的政府压力小时，社会责任得分（CSR_Score）系数在5%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了当政府压力小的情况下，税费支付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关系更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2。
　　五、结 论
　　本文以我国2010-2014 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我国上市公司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公共事业给予了支持，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部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更好，一部分公司则是缴纳更多税费支持政府公共事业；缴纳税费与履行社会责任两者在我国属于替代品，两者都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同时，我们发现政府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两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政府压力小的地区的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的负向关系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证明了税收优惠政策在矫正企业外部行为，促使企业外部效应内部化方面具有显著效果；第二，证明了在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会受到政府影响，积极的影响体现在税收部门加强税收征管，可以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消极的影响体现在税收优惠的减少会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性降低；第三，证明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需要在社会责任和税费支付之间加以平衡，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