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核心提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9日宣布，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次会议评审决定，中国申报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10日表示，中方对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决定表示欢迎，将按照有关规定，确保这些珍贵文献得到保护和传播，充分发挥这些文献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创未来、捍卫人类尊严的积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9日宣布，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次会议评审决定，中国申报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次会议本月4日至6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召开，评审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报的约90个项目，最终同意把47个新项目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申遗成功
2014年，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把《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申请。经过评审，教科文组织下属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本月同意把该项目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这份档案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大屠杀事件 （1937年至1938年）；第二部分关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战后调查和审判战犯的文件（1945年至1947年）；第三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文件（1952年至1956年）。
为隐瞒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军曾于1945年8月战败前夕故意焚毁了大量档案和证据，并将其余来不及销毁的档案匆匆埋于地底。 20世纪50年代，吉林长春、辽宁大连等地偶然挖掘出了当年被日军掩埋的档案，更多真相为人知晓。例如在长春出土的10万多份档案中，有 5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 “这些有力证据强烈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帮助世界人民更深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申报材料说。
证据幸存
由于日军故意隐瞒真相、销毁档案，再加上战火动荡导致不少资料损毁，《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搜集整理相当不易。这份档案既有卷宗、信件、日记等文字记录，也包含美国、德国、丹麦等国的教师、传教士、记者等人拍摄的纪录片和照片。
谈及世界记忆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益处，我坚信应该本着国际合作和互相理解的精神，让世界记忆遗产项目保存档案遗产和历史记忆，从而在人们的心中构筑和平。 ”
如今，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7家单位保存，其中珍贵原件有条件向公众开放，数字化资料和复制本则完全公开。
部分资料是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所记录，例如一名日本军官自拍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后来被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16张照片。其余档案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所摄纪录片、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以及其他多国人士日记、南京军事法庭证词及判决书等。
真相难湮
二战后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在判决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超过20万名中国人被杀、超过2万名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或轮奸，而“这些数字尚不包括遗体被焚毁、抛入长江或被日军以其他方式销毁的受害者人数”，因此该法庭认定“至少有30万名中国人被杀害”。然而，日本国内却有一些人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或当时死亡人数，多次试图否认这段残酷历史。日本政府甚至要求中国撤回申报，遭中方拒绝。
今年4月，日本民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日本教科书中提及南京大屠杀事件时没有使用“屠杀”字样，而是使用较为中性的“事件”一词。
积极作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10日表示，中方对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决定表示欢迎，将按照有关规定，确保这些珍贵文献得到保护和传播，充分发挥这些文献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创未来、捍卫人类尊严的积极作用。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中方申报材料完全符合世界记忆名录的评审标准、特别是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标准，申报程序符合教科文组织有关规定，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 ”华春莹说。
对于有报道称，日本外务省10日发布“新闻官谈话”质疑中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指责教科文组织未能保持中立和公平，将要求教科文组织进行制度改革，不再被“政治利用”，华春莹表示，事实不容否认，历史不容篡改。日方有关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愿正视历史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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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典籍雕板被韩国列入“世界记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2次会议为 《世界记忆名录》新增了47个项目，除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收入外，韩国申报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也成了“世界记忆”。
申报了什么
韩国这次申报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主要是朝鲜李氏王朝（1392—1910）时期一系列儒家学说相关作品的雕版印刷用木刻板。这批木刻板属于718部书籍和文献，总计64226块，全部为手工雕刻。
718部书籍和文献创作于1460年至1956年，包括583部儒学家的作品和著作、52本新儒家学说著作、32部与儒家学者相关的宗谱年谱、19部与儒家相关的仪式研究、18部儒学史书、7部训蒙书、7部地理志及其他相关书籍。
在这些文献典籍中，时间最早的是1460年出版的汉语韵书 《排字礼部韵略》。
这些木刻板的收藏者为305个家族和儒教研究机构，包括儒文化博物馆等。受他们委托，朝鲜研究高级中心2014年将这些木刻板打包为《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并由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起“世界记忆”申报。
这些古籍中不仅包括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儒学家的著作，例如李朝时期朱子学大师李退溪的朱熹理学选集《朱子书节要》（1743）、《圣学十图》（1681）等，也包括不少原汁原味的中国儒教经典，例如朱熹和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1794）。
凭什么申报
韩方在申报这些儒教典籍木刻板时，从多方面进行阐述。首先，韩方作出“保真”承诺。申报材料说，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全部为 “真实原件”，这些木刻板在原作者家族代代相传，少则60年，多则550年，有序传承确保了文物的真实性。
其次，用这些木刻板雕版印刷的书籍都有史可查，有些在古籍目录中有所记载，有些则被编入王室册录。换句话说，这些古籍的身份有官方依据。
再有，韩方说，大多数木刻板都是在朝鲜半岛雕制完成，地点主要在今天韩国的庆尚北道。庆尚北道在历史上以出版书籍著称，被称作是朝鲜的“文献库”。
另外，申报的所有木刻板都为孤本，后世再未复刻。它们不仅在古代发挥了批量印刷、有效传播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仍可继续投入使用，继续传承其传播价值。
申报的意义
韩方认为，这些木刻板是文本传媒技术的典型，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文学、政治、经济、哲学、人际关系等，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儒学家开拓和传播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的主要媒介，是构建儒文化圈的重要支柱。
而且，所有这些古籍的作者和编者在几百年时间跨度中做到了在思想上沟通前人、启发后人的作用，使朝鲜儒家思想得以有序传承和发展。
韩方在申报材料中说，这些古籍木刻板中有一些已经遗失，有一些有破损，但正是这些遗失和破损，更应该唤醒一种意识，那就是保护这些古代经典的载体，让它们得到更好传承。
韩国方面目前正在建设一个专门网站，用以展示《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所有木刻板。
从韩方的申报材料看，很明显，韩国这次申报 《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重点不在雕版印刷这一技术，而在于儒教内容和思想通过这一技艺得以有效传播和传承。
一般认为，儒教在汉朝传入朝鲜半岛。在朝鲜三国时期，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在朝鲜半岛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统一新罗时代和高丽时期，儒教在朝鲜半岛得到系统性发展，特别是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深入，儒教在朝鲜半岛呈现大发展的态势。在随后的李氏朝鲜期间，儒教在朝鲜半岛传播迅猛，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如今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合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