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学生戴帽子一定要把半个脑门儿缩进去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大、鲁艺的招生简章。 　　本报特别报道组摄

　　壹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各地发布抗大招生广告，号召热血青年投考抗大。

　　贰

　　仅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八办输送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就有一万多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人数达到两万多人。

　　叁

　　把一群散漫无组织的学生锻炼成军人，而且培养成为军队中的干部，不实行严格的纪律是不行的。

　　入学前严格考核

　　进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安八办）纪念馆的大门后向右拐，靠右手边的第一个小房间的门楣上挂着“接待室”的门牌。当年，无数有志投身革命的爱国青年就是在这里接受考核的。

　　西安八办纪念馆副馆长王晓莉说，“七七”事变后，很多爱国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报效祖国，但他们的抗战热情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菲律宾华侨青年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冷冷清清，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说没有担保就不能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向全国各地发布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招生广告，号召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暗疾的热血青年投考抗大。延安有着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气氛，以及“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使这座远在西北一隅的边陲小城，虽物质匮乏，条件艰苦，却成为广大爱国青年一致向往的圣地。

　　据罗瑞卿之子罗箭回忆：“父亲当时是抗大总校副校长。抗大有一个招生手册，那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招生简章。我父亲说，找两个精神一点的战士，拍个照片宣传一下，就选了两个比较高大、长得英俊的战士，在抗大门口站岗拍照。抗大招生广告发出去后，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广大革命青年觉得唯一一块圣土就在延安，国民党太腐败了，都要去报考抗大，所以抗大一下来了好多人。”

　　为了安全起见，所有报名学生必须到西安八办接待室接受考核。记者采访时看到，接待室房间很小，不大的空间里摆着一张桌子、几张椅子，两边的墙上悬挂着标语。记者想象着，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都在此处排队等候，青春的面孔上一定挂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在西安八办1938年的工作报告中，有关“新生投考资格”一项这样写道：“来历清楚，有救亡团体或负责人介绍者”方可投考延安的各类学校。青年学生持介绍信来时都由西安八办鉴定核实，后交招收委员会。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西安八办对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现役军人或在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任职的官员及政治面貌、社会关系复杂、来意不纯者恕不接收。

　　但凡事没有绝对，陈慕华是个例外。陈慕华是国民党空军司令陈栖霞的侄女，她是持国民党空军介绍函件，坐着小汽车来办事处要求去延安的。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伍云甫处长。伍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

　　1939年初，国共关系逐渐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到延安不到800里的道路上设立重重关卡，阻拦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但艰难险阻磨灭不了青年们的革命热情，他们前往延安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仅1938年，从西安八办输送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就有1万多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人数达到2万多人。

　　抗大总校招生情况统计

　　（1936年6月——1942年５月）

　　第一期1065人　3个科　1936.1第二期1362人　１４个队　1937.2第三期1272人　３个大队　1937.8第四期5562人　８个大队　1938.4第五期13300人　５个大队　1939.1第六期4900人４个团１个大队2个女生队　1940.4第七期2551人　２个科　1941.1第八期6000人　２个科９个队　1942.5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纪律教育是抗大的特色

　　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热血青年“朝圣”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

　　他们在诗中说：“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他们表示：“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理想信念的力量牵引着爱国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山路，就是一条追求真理的人们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

　　当时抗大的学员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文化程度各不相同，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差别很大。他们心向共产党，但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并不多；他们富有革命热情，但又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纪律教育成了抗大的特色教育。通过各种纪律教育，学员的政治觉悟得以迅速提高。

　　记者在抗大纪念馆参观时，看到许多规范学员行为的规定。

　　据抗大总校第四期学员赵戈回忆：“学校要求特别严格，而不是像现在电影里演的有些干部的袖子卷着，领子敞着，一动口就是骂人。在抗大不是这样的。抗大的学生外出都穿得整整齐齐，带块　‘抗大’两个字红牌牌，一看你就是抗大的，在延安街上遇到了都要敬礼的。”时为抗大五分校女生队学员的李利回忆说：“衣服一定整齐，风纪扣、帽子都不能乱，女孩子喜欢把帽子向后翘一点戴，头发外面露点很好看，这是不允许的，帽子一定要把半个脑门儿缩进去。”

　　军队中不能违背命令，军事学校也一样不能违背命令，这是抗大行政工作上的铁的原则。没有一定的制度，则办事将没有章法；没有严格的命令，则无法统一群体的意志与行动。因此，抗大要求，必须坚决和彻底地执行各项命令制度，任何轻视、疏忽、违反及敷衍的现象都是不允许的。作为一所军事性质的学校，把一群散漫无组织的学生锻炼成军人，而且培养成为军队中的干部，不实行严格的纪律是不行的。

　　抗大在加强学员政治、军事教育与培养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指针，塑造良好的校风。

　　在抗大，官兵平等、师生平等，副校长罗瑞卿经常与学生们一起打球、散步、谈心，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罗头”。朱德总司令也常与抗大学员一起打篮球，在篮球场上，队员推他的“平头”他一点也不介意。而对于那些违反纪律的教职员，无论职务多高，资历多老，历史贡献多大，都必须严惩。抗大纪念馆内有一组关于黄克功案件的介绍。记者听到几位参观者感慨地说，党的纪律真是一视同仁，没有例外！

　　由于抗大学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抗大第一期时，学员主要是红军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发展新党员还未占据学校党组织工作的重要位置；　到第二期，学校党组织大规模吸收新党员，据统计，第二期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党员达427人，占70.1%；第三期知识分子477人，毕业时党员323人，占67.27%；　第四期知识分子4655人，开学时党员仅530人，占11%，毕业时党员达3304人，占71%。

　　抗大在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的同时，还通过强化党的教育和党的生活来考验锻炼和提高党员的党性。实践证明，绝大多数抗大学员都是立场坚定、经受住风雨考验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