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舍利塔有句千年“沈阳话”使用至今

　　辽宁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马忠礼说了一件真事，有一年电视台采访沈阳籍大学生，问他沈阳话“油哧麻花”是啥意思？大学生想了半天认真地说了句，“我不知道油哧麻花，我知道韩国的油炸蘑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人有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土语，靠着这些当地的语言，不止是用来交流，也由此而产生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今天我们就唠唠沈阳这疙瘩的话。

　　 有据可查的沈阳话有千年历史

　　马忠礼半辈子时间都在搜集沈阳地区的方言俚语，如今已经集纳了五千多例。“我不爱用方言土语这个词，沈阳话其实一点也不土，沈阳方言句句有文化，而且还带着骨子里的幽默风趣。”

　　他介绍，沈阳话，是沈阳地方话同北京方言等汉语北方方言以及本地的满、蒙、锡伯等少数民族语言，在长期交流、互相影响、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在今天通用的沈阳话中，还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满、蒙古等民族的语汇。

　　沈阳有2300年建城史，当年秦开建立候城的时候，是否说沈阳话不得而知，但是马忠礼推算，有据可查的沈阳话至少有千年历史。

　　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辽代舍利塔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重修。因佛塔内供藏“舍利子”，又称无垢净光舍利塔。在舍利塔下面的石函上，刻有5000多字，都是人名和职业。其中记录的工匠中有这样一句沈阳话“打砖人”。在当时辽代一般都说烧砖人、制砖人，只有当时的“沈阳人”说成“打砖”。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远离我们快一千年了，但是现在有很多沈阳人依然会在口语中出现“打煤坯”“打砖”等字样。

　　 康熙时不时也说两句“沈阳话”

　　自从1625年后金帝(清)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44年清顺治皇帝迁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使沈阳的历史地位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居于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清军入关以后，沈阳人大批进入北京，北京等地的关里人也大量移居沈阳，从而加强了语言文流。清代先后还有康熙、乾隆等四代皇帝十次带领大批官员东巡盛京，并且从清代以来已经把官司话(包括北京方言和沈阳方言)，作为官场、公共场所和知识分子通行的语言。

　　辽宁民俗专家齐守成表示，当时很多满族民俗都被带到了北京，满族的方言也一样传入北京，如“磕碜”“得瑟”“埋汰”、“秃噜”、“倒腾”、“哈喇”、“划拉”、“骨碌”、“磨叽”等词语，这也是沈阳话的标志性词语。

　　由于沈阳话与北京话有了融合，就连皇家也说沈阳话。据说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患了疟疾，还专门上了折子给康熙求药。康熙也得过疟疾，吃的是金鸡纳霜治好了的，康熙马上批示道：“(金鸡纳霜)连吃二服，可以出根”。“出根”该是“除根”，这里康熙说的是一句沈阳话，咱沈阳人才把“出”字儿念阳平的，所以如果念起来，“出根”就是“除根”。

　　 清朝的“沈阳话”现在还在使用

　　马忠礼介绍，在清朝，有不少老沈阳话至今还在说。“外屋地”、“头直”、“脚底下”、“炕头儿”等，都与那一历史时期有关。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人，从关内“闯关东”来到沈阳，又把当地的方言土语带了一些过来，如“后晌”、“营生”即是。沈阳是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曾经沦为亡国奴，历经过伪“满洲国”的统治，留下一些那时的口语，如“畏得罗儿”、“洋腊”、“洋起灯儿”、“洋灰”、“洋钉子”、“味之素”等。

　　沈阳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在这里人口数较多的民族有：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使用的都是汉语，但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如满族人就把“上那去”说成“上那客”，还有满蒙民族骑马时用的“立马追蹬”如此等等相互通融，竟然形成了大家都来使用的沈阳方言土语。另外还有许多在生活实践中，积累的风趣、俏皮、恢谐的沈阳“疙瘩话儿”，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并且成为舞台艺术语言。

　　 老沈阳话讲究礼貌和客套，新沈阳话节奏较快，语调简单

　　马忠礼表示，土生土长的老年人多操带地域特点较浓的老沈阳方言，俗称“大北关味”或“苣荬菜味”。

　　说老沈阳话时，男人的语调低缓，鼻音浓重，嗓音浑浊，并时有含糊吞音现象；女人则声调高扬，口音清晰，语速较快。老沈阳方言土音土词多，如把“干什么”说成“干哈”(啥)，把“上那去”说成“上那疙瘩”等。

　　在老沈阳话中，比较讲究礼貌和客套用语。中年以上的沈阳人，在家里或与其他沈阳人交谈，多用家常体的老沈阳话，在社交场合则使用土腔土语较少的“沈阳普通话”，即新沈阳话。新沈阳话节奏较快，语调简单，语音清晰。

　　沈阳的青年人多操新沈阳话。但另一方面，沈阳的年轻人也常标新立异，他们不断创造一些新的“土语词”，如“耍呢”、“忽悠”、“扔大个”、“老硬”、“潮”、“贼拉好”、“掉价”等。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王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