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第三站：湖南璜璧堂】湘行漫记：“会战”63小时
行思录
7月6日16时至9日7时。我们在湖南。
沈阳日报、沈阳网“从一所中学的流亡抗战看民族崛起”报道组兵分两路会师长沙。一路自南京赶来，一路从沈阳出发。此行任务很重：在长沙、株洲两地，采访三位东北中山中学的老校友丁江、饶弘范和萧向阳；赶赴娄底的双峰县驻地永丰镇，寻找抗战时期东北中山中学的流亡校址——璜璧堂。
再算上吃睡、赶路，我们只有63个小时。
老校寻迹>>>
璜璧堂，那条小河没变
就是这张老照片，帮着我们一路寻找璜璧堂
带我们寻璜璧堂校址的，是双峰县史志办主任罗平原。
璜璧堂便在永丰镇源石村。那是她的出生地，也是她儿时的乐园。据校史记载，璜璧堂是一座拥有房屋百余间、朱明后代的民宅，大小山丘环抱，门前有小河流过。
站在路边，我们既没看到大宅院，也没看到小河。
罗平原领路，沿小径，我们走一段下坡，穿过稻田，听到了远处潺潺流水的声音。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河，有一个小小的水坝，形成一个小小的瀑布。罗平原说，它叫源石河，还保持着原貌，只是河底的鹅卵石少了、杂草多了。她小时候在里面游过泳。而在70多年前，它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的“游泳池”。罗平原能知道璜璧堂过去有所中学还是听父亲讲的，因为那时女学生在河里“洗澡”，还是很新鲜的事儿。
河水依旧清澈，河边有一处老房子。罗平原说，新中国成立后，老房子曾是一家淘米厂，用从璜璧堂老屋拆下来的青砖建的，如今已变成一家压板厂。这条没变的小河让我们很高兴。光脚趟着瀑布上头的河水，小心翼翼踩着滑滑的青苔，我们有些恍惚，觉得七八十年前硝烟风雨并不遥远，仿佛那群流亡的中学生便在眼前。
但，曾让他们安静读书的璜璧堂已然遥远。
一所“国立一号”中学的校址，如今在这里只剩下了几面老墙、一些老砖头。写着“璜璧堂”的朝门早在1950年代便被拆掉了。罗平原说，新中国成立后，它变成粮站；1980年代，粮站又变成乡政府，直至1992年被拆。仅剩下几栋的老宅院也破烂不堪，多是当年长工、下人居住的地方，也非校舍。而当年的校舍只能从残存的老墙、老砖寻找痕迹了。我们找到了一块砖，有20多斤重。后山坡上，还有一小段黄泥的后围墙。
“那么大的宅院都没了！”罗平原叹息着。大宅院就剩了这些，我们依然视之为宝贝，不停地访、不停地走、不停地拍、不停地录影，唯恐连这些也瞬间消失了，直到天完全黑下来。
叫得欢实的知了，还有那条小河。
只有这两样，才是我们与当年流亡学生们共有的。
顽童·笑话·老警察
在长沙烈士公园附近的丁江(中)家里采访
丁江何许人？一个幽默风趣的、工作在湖南的沈阳老人。
丁江今年88岁，原名王忠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刚4岁便被家人抱着流亡至北平，1939年8月在四川威远静宁寺进东北中山中学读初中。现在，他已从湖南省政协岗位上离休在家。7月6日15时许，自南京赶来的小分队至长沙市区，已比约定的时间晚一个小时。16时，在长沙烈士公园附近的丁江家里，从沈阳出发的小分队也匆匆而至。
丁江如见亲人。从手机里听着我们制作的东北中山中学校歌小视频，他也跟着唱起来，眼睛渐渐湿润了。他既是“流亡抗战”亲历者，又是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编写组成员，对中国抗战史研究情有独钟，家里书柜上多是抗战方面的书籍。
他学着北京话讲了一段老警察的故事：“在北平，我父亲参加过东北抗日救国会。有一天，一个老警察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王先生，您啊赶紧走吧，都知道您是抗日的，日本人来了，肯定放不过您的。您的家，我帮您看着，等您回来再还给您。父亲听他的话，便带着全家南下了。”当时才10来岁的丁江对此印象很深。“在沦陷区，很多人始终保持着一颗中国心，包括一些因生存问题为日本人做事的人，却背地里帮助那些抗日的人。”他的话让我们想起航空烈士张大飞的父亲张凤岐：便是在沦陷区因接济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日本人浇上油漆活活烧死了。
丁江提到了很多东北中山中学的老师，认为他们很好地影响了学生们。他讲的“笑话”让访谈变得其乐融融。“何树棠老师脸上有麻子，有一次上课来晚了。我看他来了，便喊何二麻子来了！他进门便说，王忠仁站起来，刚才吵吵什么？我说我没吵吵。没吵吵？我都听见了！我就说自己念英文。他便让我念下。我念了‘her mother’(英文，意指她的妈妈)，音听起来跟何二麻子差不多。何老师说，好，好，坐吧。后来何老师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还记得这事儿，见面还说我调皮。”丁江说，老师的包容让当时学生们的天性得到释放。
丁江的“笑话”层出不穷。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到18时。我们决定改变采访计划，第二天继续采访丁江。
7月7日8时至12时，丁江又连讲4个小时的“笑话”，把我们带进了70多年前东北中山中学亲密无间、亲如家人的“师生情境”中。中午，丁江坚持请我们吃饭，在席间继续讲他的“笑话”。我们都说，丁老肯定准备了一晚上的“笑话”。闻言，丁江哈哈一笑。孩子自然有孩子的天性，老师需有长者的包容，如此的师道尊严才透着一份亲。
关于丁江“笑话”，我们以后将专篇讲述。
川人·湖南·东北话
7月7日14时50分，我们来到长沙的蓉园小区。这里住着东北中山中学招收的川籍生饶弘范。他也88岁，已从湖南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离休。在小区门口，他刚一说话便让我们诧异了：这位在湖南工作的四川人一口东北话！也有着迎接家乡人的热情，从小区门口到他家里，一路上他几乎没松开我的手。可见，这位川籍生对东北、对沈阳有着何等的情感认同。
这，可能跟他小时经历有着莫大关系。
他报考东北中山中学，跟其他川籍生不一样——冒充了辽阳籍流亡学生。
“母亲早亡，父亲娶了小老婆，我很逆反，不愿在家里生活，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从资中县立中学辍学，13岁便在重庆海棠溪一家汽车修理厂当童工。后来因裁员被辞退后，又到一家酱油公司当学徒。那段时间，我很苦闷。直到15岁那年，由父亲工作单位的上司、东北籍官员关吉玉介绍，我以东北流亡学生的身份报考中山中学，因为东北流亡学生读书是公费。”公费读书，对衣食无着又渴望读书的饶弘范来说太重要了。他怕失去这样的机会。
入校初期，他很少说话，背地里苦练东北话。“当时很多东北学生说四川话很地道，而我川味的东北话很容易露馅。有一次，王天民校长叫我到办公室，问我哪的人。我说是辽阳人。他也没有深究，实际上心如明镜，知道我是冒充的。他没拆穿我，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又可怜我的境遇吧。这个谎言让我说话更少了。但能读书，我就很幸福。”1946年，东北中山中学北归时，他跟着回到沈阳。对东北籍流亡学生来说，是回家，而他却是在离乡，甚至来不及到重庆生母坟前拜一下……
又是3个小时的采访。
租车·游泳·老照片
我们在湖南只剩下7月8日一天了。
时间明显不够用了：要到株洲采访老校友，再赶往娄底双峰县寻璜璧堂，能否找到还是个未知数。坐火车或汽车，我们只能走一个地方，要在长沙、株洲、双峰三地“折返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月7日晚，报道组经紧急磋商并经网上询价，决定租车。我们与租车公司约定8日8时30分办手续。
8日7时，大家早早起床了。有一件事要做：饶弘范打电话说，前一天没有找到的一张北归沈阳在山海关的同学合影找到了，让我们去取。取照时，我们又意外获悉：饶弘范正要游泳去！这位88岁老人每天都坚持游泳两个小时。游泳是东北中山中学的“必修课”，学生游泳不及格不能升级。这条“校规”已成为饶弘范的生活习惯，让他至今受益。
9时整，我们向株洲出发。沈阳日报新媒体中心编辑兼摄影记者王林，又有了一份“兼职”——司机。10时45分，抵株洲。
老校友萧向阳，原名陈同和，曾任潇湘电影制片厂故事片文学剧本责任编辑，也当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他是福建籍学生，假冒“吉林九台人”考入东北中山中学，也有着饶弘范式求学经历。
萧向阳有3本厚厚的相册，多是老照片，与东北中山中学有关。在长沙，听丁江说萧向阳老照片多，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当年东北中山中学学生的照片，如获至宝，光选片、翻拍便用去一个小时。
采访历时两个小时稍多。这已是我们采访校友最短的一次。
13时10分，我们被盛情的萧向阳一家“拉”到酒店。萧向阳的女儿已在酒店点完餐，等着了。
13时50分，我们赶赴双峰县。
堵路·修路·周大福
在璜璧堂前面那条小河的岸边采访罗平原
预计车行两个多小时。我们只用一个半小时便出双峰高速口。
正高兴时，我们在离双峰县城仅数公里处被堵住了。当地人和交警说，前方发生了车祸，短时间过不去，建议我们回高速从三塘铺出口绕道进城。从三塘铺下高速后，我们又傻眼了：不宽的马路因整修半面封闭，车辆都堵在半面路上“爬行”。走完这几十公里远的路，用了一个多小时。
时间已过17时，大伙心里有些急躁。这么晚进城，还能找到本就飘渺的璜璧堂吗？
17时20分，我们到双峰县政府，以最快速度走到县档案馆。一楼有个大办公室，里面有四五位女工作人员还在班上。简单说明情况后，她们表示不知璜璧堂在哪，也不知当年东北中山中学在此流亡办学的事。当我们正绝望时，她们却纷纷拿起桌上的固定电话和手机打起来。说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们听不懂，但能看出都在打听璜璧堂。
我们刚凉的心又被捂热了。
约10分钟后，一位叫彭育平的大姐用普通话告诉我们：“找到了！县史志办的主任罗平原家就在璜璧堂。”我们立即随大姐到县史志办，路上才知道：我们不光遇到了热心人，还享受了“延时服务”——当地下班时间为18时。真是很幸运。
县史志办主任罗平原告诉我们，璜璧堂是以前一位朱姓乡绅的大院，光有房间便百余间，绝大多数都在上世纪90年代被扒掉了。她小时候曾在璜璧堂里做过游戏，捉过迷藏，度过了很多美好的少女时光。说得正热闹，罗平原拿起我们带来的一张璜璧堂老照片，停顿一下，指着上面写的“璜璧堂”大门，说：“不对！我小时候没见过这个门。”这话让我们心又是一沉。可既然有线索，总得实地走一下方见分晓。
罗平原驾车引路，七绕八绕，出了城。
行20多分钟，到一个名为源石的村子。罗平原指着路左一片村居说，这里便是璜璧堂了。她70多岁的哥哥住这里，闻讯也赶来。他拿照片仔细辨认，帮我们揭开了谜底：老照片中的那个朝门确实有，只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便被扒掉了，所以罗平原不知道。
找对地方了，我们松了一口气。
还残存着少量的璜璧堂老墙、老屋。
我们采访完，天完全黑下来。吃完饭，已是21时10分。完成采访任务，大伙很高兴，开起玩笑：“都是周老师(记者周贤忠)有福气，都说南方热，可他到哪哪就凉快了；都以为璜璧堂这趟白跑了，可有他在什么好事、巧事都来了。你还是改名叫周大福吧。”
我们以为车祸现场也该处理完了，准备从双峰上高速。
离高速口不远了，我们又被堵住了：车祸现场居然还在，几个看上去像是被害人的当地村民直接在一辆大货车前躺起来。谁也别想过去！我们只好继续绕道那难行的“半面路”，从三塘铺上高速。在黑暗中驾车一个半时间，我们终上高速。
7月9日零时20分，进长沙城，回宾馆已近1时。7时，我们奔机场，赶赴重庆。
一面老墙与新墙对接的“阴阳墙”，便是村民帮我们找到的璜璧堂痕迹
流亡记忆>>>
涕泪“抢”占璜璧堂
在北京，赵德本向我们讲述流亡的故事
1937年11月19日，东北中山中学紧急撤离刚搬入一年的板桥。
一场冬雨
在校友回忆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撤离那天晚上的雨。刘玉佩说：“天气阴霾，傍晚下起小雨。在凄风苦雨中，嘈杂的人声，还伴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
初12班的李大中说：“天落着蒙蒙的细雨，学生集结在板桥镇的火车站上，等候最后一列小火车的到来。没有候车室，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地方，寒意袭人。我从小背包里取出枕头踩在脚下，一方面是减轻重量，另一方面也减少脚下的寒意。焦急地等待，直等到半夜12时左右，小火车才开来。我们依次排队上了车，车已满员找不到座位了。我们湿漉漉地坐在过道上。屁股底下是我的小背包，两手抱膝，随着火车的摇晃进入半睡半醒的朦胧境地。”
提起这段经历，93岁的赵德本百感交集。作为一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他说：“学校宣布要撤离时，很多学生想不通，从东北退到北平，再退到板桥。又要撤退？不能一退再退！许多学生不愿意走。这时学校请来齐铁生(即齐世英，学校创校人之一)做思想工作。他说，仗不是一天能打完的，要和日本人打持久战，就要保持民族的元气。学校从一位东北籍将领手中弄到100支枪和一万发子弹，用作军训和行军自卫武器。每个人已有30斤重的行李，但学校不忘带上这些枪。校长王宇章问大家：你们想带着枪撤还是光腚跑？还想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这番话让同学们情绪激昂。”
几艘江轮
李大中说：“车到芜湖，我们寄宿在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名字好像叫圣保罗。校长是东北同乡，乐于接待我们。过几天，我们又搭船去安庆，睡在一所中学的教室里。由于受江上风吹，我感冒发烧，连晚饭也不想吃就睡了。南京失守了，芜湖也被侵占了。在一个阴暗的早晨，我们又登上一艘经九江去武汉的轮船。所有铺位都已经住满了人，只能寻找空隙睡舱板。我和赵东吼同学上了上甲板，在救生船的龙骨两侧摊开我们的小背卷，各睡一边。空间虽小，却能抵御风寒。和衣仰卧，听任江风吹拂，蒙头大睡。船过九江时，本应靠岸，但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要强行登船。老旧的轮船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便只好抛锚停泊江心，让上岸的旅客搭乘渡江的小船登岸，然后又启锚继续向武汉驶去。”
赵德本说：“在芜湖，我冻得睡不着觉，心里却想着，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还不忘带枪，我们一定还有希望，精神也振作起来。到安庆后，一艘江轮同意搭载我们。我们上船时发生了百姓抢船事件。我们不得不让出一个上船口，在另一个上船口采用‘楔形战术’，在拥塞的人群中打开一条通道，由20个高中生手挽手形成人墙，拦住两边的人群，保护初中生和女生们上船。在赴武汉的航行途中，敌机不时地轰炸与扫射，惊险万分。到武汉，我们住在武昌中学的教室里，那时学校已经停课，我们在此停留了20余天。”
一首流亡曲
在武汉，大家才知道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的叫璜璧堂可为临时校址。全校师生即南下璜璧堂，留下刘希夷、石志宏、王云章三位老师，在武汉继续招收东北籍学生。历时一月，招收学生百余人。
从武昌乘火车沿粤汉路南下抵长沙时，听到璜璧堂那个栖身之地“有可能失去”的消息，校长王宇章立即派100名高中学生组成先遣队，在马希璘老师率领下一路急行，三天时间徒步两百公里，赶到永丰镇，“抢”占璜璧堂。
大队人马随后乘船到湘潭，徒步经湘乡抵达永丰镇。高17班吴永清曾详细描述这个过程：“行军之初，队列还是整齐有序的，一两小时后，已首尾望不见了。第二天，校方知道许多同学脚上打泡，掉队的太多，便将一天的行程改为两天。到永丰镇后，我们借住在永丰镇双峰小学。赶上春节，各班张罗着除夕晚会，而高年级同学则借酒消愁。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校长王宇章训斥大家忘了抗战，也忘了家乡的苦难，更忘了东北青年的责任。最后，他领大家唱《松花江上》。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全场一片唏嘘。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芭蕉叶上也在滴着水，似乎也在为这悲惨景象掉泪。”赵德本说，当时有十几个同学因悲伤过度，晕倒在地。
本版稿件由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伏桂明周贤忠撰写
本版照片由王林摄/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