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 六鉴当代

　　 伴随这次“流亡抗战”的采访全过程，有关教育的思考跨越70年的时空，始终在我们的心头萦绕，因为当年“教育救国”实验的一些效果，即使放在今天也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为此，我们整理抗战时期教育对当代的启示，推出第十章，为我们的大型系列报道画上一个句号。

　　从2015年7月1日开始，《东北中山1934-1946：从一所中学的流亡抗战看民族崛起》前九章陆续见报后，有读者说：“流亡抗战，是来自中华民族心灵最深处不愿屈服的抗争。”

　　这话差点让我们这些报道者当场泪奔。说得太对了，在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流亡学生们是抗战的精锐，更是民族未来的希望。

　　流亡期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学生们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当时，仅流亡大后方的国立中学就有30余所，收容来自东北、平津、山东、江苏、安徽等沦陷区的流亡青少年，让他们继续成长，作为民族储备的栋梁之材。这是一个长远的谋国大计。只有这样，前方将士的血才不白流，中国所付出的牺牲才有回报。这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迁徙，演绎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培养了成千上万未来国家建设的人才，使“侵华日军蓄意摧毁中国的教育，使中国失去未来复兴的力量”的企图彻底破灭。这个意义比天还大。

　　这是“流亡抗战”的根本所在。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世界上没有一种教育制度与理念是完美的，抗战时期教育也是如此。但，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战时状态的中国教育反而有了冲破桎梏的机会，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国立二中以及其他流亡中学莫不如此。国立二中校长周厚枢认为当时的中国中等教育已经到了“除旧布新改革的紧要关头”，故应当“实验研究新办法，作今后全国中等教育改进的基础”。所以，一场教育救国的实验运动在战火中拉开帷幕。

　　那么，抗战时期教育“实验”的效果怎么样？

　　第一，培育“读书报国”志向。

　　爱国，既有政治元素，又是一切美好情感的基础。现在有人觉得在课堂总提到爱国，多空洞啊。而在那个战乱年代，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的课堂可能是泥泞山路和暂借的民居，而那黑板可能只是一件大衣；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可能在他们的身边炸响，流离失所的难民们从他们的身边蹒跚走过，而战争的破坏又随时可能让生命、财物从他们的眼前消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你说流亡师生们能不爱国、不报国？正是这样不可复制的经历与体验，让“读书报国”情怀渗透进师生们的生命。他们明白：只有国家独立、强大，他们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第二，培育“健全国民”。

　　“我们以往中等教育最大毛病，恐怕是太偏重知识的灌注吧？”周厚枢说的这一点，又跟当代教育的弊端何其像。“一般青年多如无轴之轮，无舵之舟，或只知个人生活前途的紧要，而不觉得个人关系与国家的密切；一般青年如此，整个国家也就表现不出一个精神来。”抗战时期的教育要改变这样的现状，首要使命便是“精神训练”，既要保留“忠信以为甲胄，礼记以为干橹”的传统教育精华，又要汲取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营养，痛下针砭，加强学科训练、体格训练、生产劳动训练和特殊教学与后方服务训练等，培养国民精神和训练真正的健全国民，以适应战时需要和未来需要。“倘不从早觉悟翻然改图，难道将来打回老家的时候，还要一一仰仗外人充分供给外货才能生活，才能恢复建筑么？”即使在当下，周厚枢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

　　第三，老师“百家争鸣”，学生“百花齐放”。

　　凡事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抗战教育有个明显的特征是“教学自主”。非常规状态的战时教育为授课与学习都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老师大多有大学教授级的水平，授课也讲究“百家争鸣”，有着强烈的个人烙印和思想厚度，注重培养独立精神和理想信念，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尊重；而学生以兴趣为导引，独立思考，自选发展方向，甚至自己管理班级伙食费和组织学生会干部选举，拥有超越年龄的独立能力。这也是东北中山中学——曾经的第一所国立中学数千学子大多都成为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人才，甚至出现一批大师级专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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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弦歌的时代已然远去，但其寄托的理想却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