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城：中国绝无仅有的古代都城
幸福沈阳共同缔造。了解昨天的沈阳，才会更好地建设今天的沈阳。历史上的盛京城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令我们为之自豪。
4月13日，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声能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盛京城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开创的都城，它不仅继承了满族建都筑城的文化特色，还汲取了汉族都城建设的思想，同时也深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李声能认为，盛京城作为清初都城和入关后的陪都，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清朝的满族文化、汉文化、藏传佛教这三种文化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多种文化的筑城规划思想，这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实例上是绝无仅有的。
满族文化 宫城合一
李声能说，盛京城是满族大规模进入汉族居住区时建造的都城，也是满族人改造汉城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它体现了浓郁的满族文化色彩。
盛京城作为满族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向清朝转变时期的都城，它的规划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满族文化，尤其是后金和清朝所创建的国家文化和典籍制度，保留了许多满族传统文化特征。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中卫城，继承了满族早期都城的传统，继续将宫、殿分开设置。其中，将宫室建在城北门(镇边门)内，大衙门建于城内十字大街中心的东南角上，二者相距约530米。这两组建筑分设城中两处，毫无北京紫禁城的概念。尤其是大政殿和十王亭这一组建筑，作为八旗共同议政之场所，当时也没有围墙，而是一组开放式建筑，犹如一个城市中的广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宫殿空间形态布局。
李声能认为，按照汉族的建城规制，都城的内宫、城界线要特别分明，呈现出“城中之城”的格局。而满族建都城与汉族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都城之中不再另建内城，皇宫与城市融为一体。这在满族早期都城的空间上表现最为明显。这是因为清早期都城内部的居住者都是单一的满族人，这也是满族早期都城“外城门闭，内城不闭”的原因，因此，在功能上也就没有必要将宫城筑成“城中之城”的要求。
汉文化 内方外圆
李声能介绍说，盛京城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全面继承传统的都城，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汉文化王城规划思想的都城，最符合汉族王城规划实例，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王朝的皇宫，都是按照“前朝后寝”的规制建造，而努尔哈赤虽然也体现了一些“前朝后寝”的规划思想，但总体上看，他并不强调把皇帝生活居住用的“宫”与其办公朝政用的“殿”建于一处。
到了皇太极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634年，皇太极改称沈阳中卫为盛京。他在营建宫殿时，充分汲取了汉族皇宫的建设思想。在大政殿之西建造皇宫，将皇帝朝政的金銮宝殿和居住的寝宫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呈现“前朝后寝”的空间布局，以轴线建筑艺术，突出中心朝寝的重要地位，烘托帝王威仪和天子的至尊地位。
皇太极建造的大内宫阙，与努尔哈赤建造的大政殿，共同组成了盛京城的宫殿区，它们与南侧的外朝区，构成盛京城的政治活动区，并成为盛京城规划结构的主体。盛京城其他区域，则按各自功能，环布在周围，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改建的盛京城为砖城，平面呈正方形，周长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在盛京城外“奉旨筑关墙”，关墙用土夯筑，近似圆形，“高七尺五寸，周围三十二里四十八步。”内城为方形砖城，外城为圆形土城。这时，内城与外城形成“内方外圆”之势。中国古人以地为方、天为圆，所以盛京城又有“内方外圆，天地定位”的说法。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思想在盛京城规划中得以充分应用。
藏传佛教 四门齐全
盛京城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康熙三个时期的大规模建造，不仅承袭了很多满族、汉族建设都城的规划思想，而且也受到了西藏佛教文化的很大影响。李声能介绍说，尤其是盛京城四面的四个塔寺，就完全采用了西藏佛教塔寺样式。
清初，盛京城的构造是方城，八门之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又各有样式统一的藏式喇嘛塔和住有喇嘛的皇家寺院。《敕建护国法轮寺碑记》载：盛京护国四塔寺于1643年2月开工，1645年8月竣工。
李声能说，当时，与建造盛京护国四塔寺有关的一个事件就是清太宗病患。崇德八年(1643年)，久患疾病的皇太极一病不起。下旨敕建盛京城四周的寺和塔，其中位于盛京城西的敕建护国延寿寺就是清太宗为自己所建，以求“虔祝圣寿。”
李声能认为，皇太极敕建的盛京护国四塔寺，分别建在盛京城外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可形成一个圆环，将皇城乃至皇宫环绕在其中，以保护盛京“国无祲灾”“五福斯来”。这与其碑文所讲的“护国保民”的宗旨是符合的。
“皇城一统大，佛塔四门全”，成为一个神圣的立体空间，形成一个理想的“境界”，而这个“境界”的中心就是独一无二的盛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