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故事||盛京1636:旗袍在这里诞生

05.09.2017  13:54

   文|初国卿

  夏日里,陪同浙江卫视导演夏燕平先生参观沈阳故宫,看见多位身着旗袍的女子在凤凰楼前拍照留影,谈笑间或是吴侬软语,或是京韵港腔,但无不显示出华夏女性特有的柔软身段和万种风情。素雅的或艳丽的旗袍穿在她们身上,从领到脚,表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曲线美,如同中国传统国画里的白描和书法中的线条,挥洒自如,秀润流畅,遮与露,虚与实,冷艳与温婉,矜持与轻倩,幽秘的心思与尘封的往事,都在每一件旗袍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然而当我们问及旗袍与这里的凤凰楼有什么关系时,她们大都一脸的茫然。也是,如今不管是有百件旗袍镇守衣柜的女人,还是以穿旗袍而扬名的贵妇,却未必知道旗袍的诞生地,未必知道盛京1636。

  

  1636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在明朝的残阳里是崇祯九年,在清朝的熹微中是崇德元年。两年前的四月,皇太极上谕沈阳城称“天眷盛京”,意为“兴盛之都”。两年后同一个月的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率文武百官在盛京城德盛门外的天坛祭告天地。他在祝文中说:“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275年的江山从此开始。接下来,皇太极又陆续颁布了宗室王公与福晋、诸臣顶戴品级服色等制度。“削发易服”,旗袍从此成为后妃、格格等旗人的法定服饰,成为满汉通用服装,成为凤凰楼和盛京城里最动人的风致。沈阳也由此成为“旗袍故都”。

  ▲清末时沈阳乡村宅院前,穿旗袍抱小孩的女人

  旗袍在沈阳诞生,顾名思义,即是“旗人的袍”。《大清会典》对旗人穿戴袍服曾有具体规定:帝、后的龙袍和亲王、贝勒、文武官员蟒袍,一律带箭袖。旗袍有龙袍、蟒袍、常服袍。清初,款式尚长。顺治年末减短至膝。不久,又加长至脚踝。清中后期,袍衫流行宽松式,袖大尺余。甲午、庚子战争后,受西方影响,款式越来越紧瘦,长盖脚面,袖仅容臂,形不掩臂。旗女所着的狭义旗袍,到了清末则成为满汉共同喜欢的一种服装款式。

  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国初年旗袍在上海的兴起、改良和成为华夏民族的国礼服之后,有人开始对旗袍的产生有了不同见解,或说是来自先秦两汉的深衣,或说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更有甚者,还在《民国日报》刊文,题为《袍而不旗》,建议将“旗袍”改为“中华袍”。另如台湾辅仁大学的王仁宇先生在《历代妇女袍服考实》一书中说,旗女之袍对民国旗袍有影响,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认为民国旗袍称之为“旗”袍并不合适,所以他倡导旗袍改名为“祺袍”,并把“台北旗袍研究会”改名为“台北祺袍研究会”。

  争论归争论,建议归建议,直到今天,主流意见包括权威文字和辞书,还是称“旗袍”,均认为旗袍产生于满族妇女。如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2016年第7版中对旗袍的解释:“妇女穿的一种长袍,原为满族妇女所穿。”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的解释:“近、现代中国妇女穿的一种长袍。其式样从满族妇女的袍子改制而成,故称。”上海辞书出版社第6版《辞海》:“中国传统女袍。由满族女装演变而来。因满族曾被称为旗人而得名。”台湾2015年版《重编国语辞典》:“原指满族妇女所穿的袍服。现通称女子所穿,仿照清代旗人袍服式样改制而成的服装为‘旗袍’。”再无需多引,兜兜转转上百年,“旗袍”还是旗袍,任何置疑都成为多余。

  但是客观说,旗袍虽然在沈阳诞生,但也并非是满族人的凭空想像,而是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服饰文化相关联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最主要的有弁服、深衣和袍三种。袍的历史相当久远,《诗经·秦·无衣》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袍是一种直腰身、过膝的中式外衣,男女皆可穿。从《诗经》时代开始,袍这种服装样式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只是到了旗人,尤其是清王朝诞生之后,这种服装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有了“旗袍”的概念和名称。如此说来,旗袍是当时满族服装与汉族服装相互继承、影响与融合的经典。

  

  清王朝在沈阳建立,旗袍自然在沈阳最先流行,从宫中到市井,逐渐推开和普及。

  在清初的盛京皇宫里,因为还未到摄影的时代,我们无从欣赏后妃和格格们穿着旗袍,踩着旗鞋,出入关雎宫、衍庆宫或者上下凤凰楼的样子。但我们今天可以从沈阳故宫所收藏的各式清代旗袍里想象出当年清宁宫前和凤凰楼下的风华。如“浅豆青色暗兰花纹直径纱旗袍”“嫩绿直径纱纳纱花蝶单旗袍”“绛色直径纱纳金团寿单旗袍”“湖色香云纱彩绣竹枝团寿单旗袍”“品月缎彩绣折枝桃蝶夹旗袍”“大红宁绸百蝶花夹旗袍”“浅藕荷绸镶边百摺棉旗袍”“红江绸暗云鹤镶边棉旗袍”“古铜色宁绸暗福寿花纹棉旗袍”“灰哈拉彩绣云鹤夹旗袍”“海蓝缎平金五蝠捧寿百蝶纹夹旗袍”“绿直径纱镶边旗袍”“杏黄缂丝金龙双喜字旗袍”“品月绸绣淡彩墩兰旗袍”“红暗云鹤江绸夹旗袍”等。看看这些旗袍的名称,就已琳琅满目,一件件读起来,犹如走进一座旗袍博物馆。就颜色说,有“大红”“古铜”“海蓝”“杏黄”“浅藕荷”“灰哈拉”;就质地讲,有“宁绸”“江绸”“蓝缎”“径纱”“品月绸”;就花样工艺言,有“百蝶花”“暗云鹤”“暗兰花纹”“纳纱花蝶”“纳金团寿”“彩绣云鹤”“淡彩墩兰”“暗福寿花纹”“彩绣折枝桃蝶”“五蝠捧寿百蝶”“彩绣竹枝团寿”“缂丝金龙双喜字”。这些还只是故宫旗袍收藏中的一部分,如果全部展示出来,其词藻排列则更加蔚为壮观。

  ▲清灰哈拉彩绣云鹤夹旗袍(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清初对旗袍的强调是法律意义上的。皇太极时曾对旗袍等满族服饰大加推进,《崇德会典》曾明文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州样式……女人不许梳头、缠脚。”由此可见旗袍在有清一代风行的推动力。这一点,后来的《奉天通志》卷九十九也有明确的记载:“暨清崛起,满州以武力定天下,全国冠裳皆同一律,于是袍褂、马褂鞋帽之制风行海内。本省为有清丰沛故地……至妇女服装,向时满汉迥异。民国以来,力禁缠足,于是裙幅之制废而旗袍之风行。”这说明自清初开始,满族男人服装各民族基本一致,而女子则与其他民族有别,必着旗袍,不管高低贫富皆然。

  朝廷颁布法律,由皇宫而市井,旗袍由盛京而北京,乃至全国,逐步普及。诚如沈阳走出的翰林缪润绂在《沈阳百咏》中所言:“谁信东京儿女小,梳妆争及凤凰楼。”由皇家后妃、格格从凤凰楼里穿出来的旗袍和梳妆打扮,已成为陪都盛京女儿外在衣着所效法的最佳时尚。到了清末时期,旗袍在沈阳已是大众最流行的服饰,不管贫富,皆有旗袍,如《奉天通志》所言:“富者新妇盛饰高头绣履,袍褂彩衮,钗钏约指、银爪翠当,时肖宫样;贫者荆钗布袍,较长鲜洁耳。”这种着袍风尚,也在《沈阳百咏》里体现出来:“卷袖衣衫称体裁,巧将时样斗妆台。谁知低护莲船外,争及罗裙一系来。”这样的长衫旗袍,再配上高底彩鞋,其神彩风姿,自是不一样。

  沈阳既是旗袍的诞生地,又是旗袍文化的延续地。1929年,著名作家张恨水应张学良之邀来到沈阳,他一下火车,就被沈阳的大都市气象所惊呆,其中最让他感叹的就是这里穿旗袍的女人特别多。时尚而现代的沈阳,一直有着自己的旗袍厂,为这个城市的女人提供最美的服饰。1996年,于金兰出版了《中华旗袍》一书,那是辽宁第一部有关旗袍的著作。作者曾任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同时还是一位颇有文化情怀的女作家,对旗袍文化情有独钟。她当时组织沈阳的知识女性,穿上沈阳旗袍厂生产的各式旗袍,以文字和摄影相结合,对旗袍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她在送我这本书时特意强调,旗袍应当是从沈阳诞生的,你的杂志应当在这方面好好研究一下。我当时任《大众生活》总编辑,对于旗袍与沈阳的关系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如今,《中华旗袍》已出版了20多年,作者于金兰先生也已年近八旬。想来旗袍在沈阳诞生这个话题,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意读了张爱玲的《更衣记》。她对于旗袍有这样的话:“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张爱玲的话也不尽然,中国自古以来的女人代名词也未必就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我前面说过,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的女人就开始穿袍了,袍也不只是中国古代男人的专利,所以并不存在穿旗袍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但有一点张爱玲说对了:“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而是旗袍本身之于女性的美感和魅力。

  关于旗袍诞生之后的发展趋势与款式变化,第6版《辞海》里有很好的阐释,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知道,在民国以后的女性天地和活动舞台上,旗袍曾成就了许多知名女性,如宋美龄、林徽因、胡蝶、阮玲玉、张爱玲等,都以旗袍的身影,成为那个年代女装的经典。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丽君、巩俐、赵薇等都在舞台上和生活中对旗袍的华美与典雅做了最好的展示。尤其是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陈数在《倾城之恋》中的旗袍造型,让她们那曼妙的身姿和优雅的气质得到了精致的发挥,成为女装世界里影响一两代人的偶像,在女性的心底埋下了春天的伏笔。每年冰消雪化之后,身着剧中款式的各色旗袍女子,如花似玉地徜徉在朦胧的霓虹灯下和灿烂的阳光里,让那些都市怀旧者,于时尚风流中品味着历史的光影陈香。

  ▲民国时期沈阳婚礼,女士包括女孩都着旗袍出席

  这就是旗袍所独有的文化意蕴和美学内涵。旗袍的文化意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彰显了儒家礼教所倡导的含蓄、中庸、悠闲、清静、优雅、端庄的精神传统,最大程度地塑造出了具有和谐之美的东方女性形象。旗袍的美学内涵在于那高高的竖领和流线型的收腰,以及恰到好处的开衩。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旗袍的出现,更不是随便一个女人都能够穿出旗袍的风情。穿旗袍的女人,或多或少应有点古典韵致,眉眼间绾结着绵绵的味道;她的身段,应在苗条中起伏一份丰韵,减之一分则太瘦,增之一分则太肥;而她的神态,回头抬手间,都应散发着欲语还休的妩媚和含蓄。她穿上旗袍,应是为了感怀一段心灵深处的回忆,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古典情愁。所以说,旗袍规范了中国女人的形体、情态与修养。有了相应的形体、情态与修养,即使不很年轻的张曼玉穿着旗袍,拎着保温桶走在古老的台阶上,也会有房东带着几分妒意说:买碗面也穿得这么漂亮。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它延续的生命力具有独特性。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说:“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出版书籍中有所选择,我不想选小说,亦不选历史。我仅要一本时装杂志,看我死后一世纪妇女如何装束。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胜于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以及学者。”未来的旗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无法预测。我们回味的是此前,关注的是当下。当下甚至未来,穿旗袍的女人,抑或喜欢穿旗袍女人的男人们,在瞩望旗袍这道世界服装史上靓丽并颇具情致的风景时,一定不要忘了“旗袍故都”沈阳,不要忘了盛京1636。

  帅正、沈报融媒编辑肖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