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讲述初唐往事 李世民称虞世南为“五绝”完人

11.11.2019  16:01

  辽博珍藏《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与现存石碑碑文比较,首页中的“世南”二字完好。

  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珍藏的孔子庙堂碑。

  碑册中记述武德九年重修孔庙的文字。

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受历代收藏者珍爱。

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永兴公虞世南像”。

  核心提示

  虞世南在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然而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稀少。史料记载,《孔子庙堂碑》上的铭文和题字全部出自虞世南之手,尽管这一石碑命途多舛,但流传下来的碑刻和拓片却是后人难得的学习、研究虞世南学识修养和书法造诣的宝贵遗产,成为“千两黄金那购得”的稀世珍品,而他尽心辅佐唐太宗成就千秋伟业的史实,更是让后世景仰,被唐太宗称为“五绝”完人。

  书法神品:“墨本换将银印佩,令人神往庙堂碑

  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正式推出一个月了,展出的唐代书画文物精品,件件都将人们的视线和思绪引向1000多年前的那个经济、文化空前繁盛的时代,每一名游客都能感受到大唐盛世的风采。

  辽博珍藏的《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原是罗振玉旧藏,是一个经折装的拓本册。所谓经折装,是中国书籍法帖装裱形式之一。其方法是把卷子长幅改作折叠,成为书本形式,前后粘以书面。它由卷轴装演变而来,因卷轴装翻看时较费劲,改用经折装后较为方便。凡经折装的书本,称为“册页”,与“手卷”等相对应,石刻拓片常使用这种装裱方式。

  《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共有44折,每折纵26.4厘米、横14.9厘米,如果将全册展开,总长接近7米,限于展柜的空间和展览需要,这次展出时,仅仅打开碑册前面的6折。

  这个碑册鉴藏的经历相对简单,仅在首页有两枚印章,其中一枚为“罗振玉印”,另一枚印的主人不详,推测应该是清代的一位学人,名不见史册。

  研究金石书法的人都知道罗振玉的名字。他是清朝遗老,曾经参与炮制过伪满洲国。但是在甲骨文发现与研究、青铜器的鉴藏研究和金石文字的研究领域,是上世纪初期的翘楚。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么乃亮告诉记者:“因为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的《孔子庙堂碑》声名太大,被历代金石书法家所重视。

  武德九年(626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但是在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不久,李渊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同年八月,李渊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即皇帝位。在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廿九,唐太宗李世民下旨立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并下旨重修长安孔庙。一时间“凤甍謇其特起,龙桷俨以临空。霞入绮寮,日晖丹槛。窅窅崇邃,悠悠虚白。图真写状,妙绝人功。象设已陈,肃焉如在”,就是说新修的孔庙翘角飞檐,雕梁画栋,达到了人间的极致。装饰一新的孔庙宽阔幽深,按照古代的制度进行陈设,一切的样貌就好像孔子在世时那样庄严隆重。

  当时的国子祭酒杨师道等孔子的后世门生都认为,自古以来,遇到这样在都城的中心位置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宣畅文教,是可以永载史册的盛事。所以上奏唐太宗,应当刻碑纪事。

  当时任太子中书舍人兼著作郎的虞世南已经年近七旬,受命撰写铭文,史载,虞世南于贞观元年(627年)完成这篇铭文的撰写,亲自书丹,于贞观四年刻成。《孔子庙堂碑》刻成后,曾以拓本进呈唐太宗御览。据传,太宗观后拍案称奇,龙颜大悦,随即将王羲之当年所佩的“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官印赐给了虞世南。

  对这件事,西北大学教授党晴梵曾赋有诗文:“永兴师法永禅师,一代宗风俨在兹,墨本换将银印佩,令人神往庙堂碑。

  难得一见:“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孔子庙堂碑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直书最多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不仅文辞流畅,而且书法丰和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一派平和中正之气,有人评价其“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又有“虞书妙品”“楷法极则”等评述,被后世称为“唐碑第一”。

  孔子庙堂碑刻成之后,在当时便受到追捧,以至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

  么乃亮介绍说:“然而这样一件瑰宝,在历史上命途多舛。

  到了唐末,最晚五代以后,此碑毁失,不仅如此,连唐代的拓本也难以见到,以至于宋代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作诗感叹:“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孔子庙堂碑在唐代曾经损毁。其主要依据是传世拓本中留下的“安北大都护相王旦书碑额”文字,根据这一史料,分析认为,此碑在武则天时期曾经损毁,但在大周的长安三年(703年)重刻。

  对此,清代文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刚明显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岂得妄谓相王旦有重勒石之事”。

  有研究人员还进一步找到了相关的佐证。

  其一,元代书法家郑杓、刘有定编著的《衍极并注》中记有:“赵德夫曰:唐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时建,题云相王旦书额者,盖旧碑无额,武后时增之尔。至文宗朝,冯审为祭酒,请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为武后时立者,误也。睿宗所书旧额云大周孔子庙堂之碑。今世藏书家得唐人所收旧本,犹有存者。”这里面提到的赵德夫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字德夫。他明确指出相王李旦是为孔子庙堂碑加了个碑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结果在唐文宗时期,其中的“大周”被磨去了。

  此外,在黄庭坚《山谷文集》中记有:“惟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为异耳。又碑末:‘长安三年太岁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书额’,相王书也。又云:‘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直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分析认为,如果武则天时期重刻孔子庙堂碑就不会仅仅写“拓勒碑额”,应该是重刻之类的用语。

  孔子庙堂碑原刻已经不见踪迹是事实。幸运的是,此后人们一直关注着它,并且出现新的刻本,保存至今的有两块。

  其中之一现存于山东城武县档案馆,刻制年代不详,是元朝至元年间,即公元1264年至1294年,在山东定陶出土的碑刻。

  另一块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重刻于北宋建隆二年至乾德二年间,即公元961年至964年,由五代及北宋初年的著名将领王彦超再建,北宋刻碑名家安祚刻成。这一碑刻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地震时,碑石断为三截,对碑上文字造成了一定破坏。省博物馆珍藏的《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与这一碑刻的字形相同。通过对比,证明这一拓本是在那次地震以前拓得。

  “五绝”完人:“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孔子庙堂碑》的铭文洋洋洒洒2000多字,从内容上看,分成序和铭文两部分,长达1000多字的序言讲了四个层次的内容,先是记载孔子的崇高地位,接着回顾了孔子一生立德、治学的经历和重要成就。随后记述了唐王朝结束战乱,轻徭薄赋,天下大治,又开始倡兴文教,并且发现了孔庙破败的问题。最后记述了唐太宗下旨立孔德伦为褒圣侯,并重修长安孔庙的盛事。

  其中铭文写道:“京纬垂象,川岳成形。挺生圣德,实禀英灵。神凝气秀,月角珠庭。探赜索隐,穷几洞冥。述作爰备,丘坟咸纪。表正十伦,章明四始。系缵羲易,书因鲁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轨……帝德儒风,永宣金石。

  铭文采用4字一句,4句一韵的体例,引经据典,气势磅礴。

  关于虞世南,《旧唐书》《新唐书》都有传记。他曾在南北朝时期的陈朝为官,隋统一后进入长安,官拜秘书郎、起居舍人。隋亡后又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那是他一生中担任的品级最高的官职。

  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虞世南已经年近七旬。他被李世民引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由此虞世南与李世民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初,太宗引虞世南为上客,因开文学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累拜秘书监,太宗重其博物,每机务之隙,独引世南与之谈论,共观史籍。”这段文字记述了虞世南因为博学多识,为唐太宗所重视的史实。

  同时,《贞观政要》还记有:“一尝临朝,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也,而世南兼之,宁非绝类也!”虞世南“五绝”完人的称号由此传扬开。

  唐太宗对虞世南“五绝”完人的评价在史籍中都有记述,只不过《旧唐书》中把书法的才能放到了最后一位,足见他的德行、忠直、博学、文词的出类拔萃更加令后世景仰。

  么乃亮提醒记者留意虞世南传世的一首《》。诗文为“垂公式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诗中虞世南紧紧抓住蝉的特点:饮清露,栖高处,声因高而远,而非依靠秋风。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居高而声远,不必凭借、受制于他物。虞世南描摹状物、托物言志的功夫可见一斑。

  李世民评价“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也

  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伤心,史载“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哭得非常伤心。李世民后来把伤心的原因讲给了自己的儿子李泰,《贞观政要》中记载,他当时说:“世南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也。吾有小善,必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云其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哉!

  那么,虞世南在贞观年间犯颜劝谏了唐太宗哪些事?《旧唐书》中记述了其中的几件。

  贞观八年(634年),陇右山崩,大蛇多次出现,山东及江淮多次遭大水。唐太宗找来虞世南,虞世南先讲了几个历史故事。其一是春秋时期梁山崩,晋侯召伯宗问这件事,伯宗回答说:“国家主宰山川,所以山崩川竭时,君王不再搞娱乐活动,穿上素服、外出乘坐没有花纹的车、撤去音乐、住在偏殿并祭祀神灵。”梁山是晋国主宰,晋侯听从了伯宗的话,所以没有受到危害。

  另一个故事是汉文帝元年(前179年),齐、楚一带29座山同一天崩裂,洪水大肆泛滥,汉文帝命令郡国不要来进贡,对天下广施恩惠,远近欢乐和谐,也没有成灾。

  与之相对,汉灵帝时,青蛇出现在御座上。汉灵帝和晋惠帝都是朝政败乱的君主。

  虞世南通过这几个故事对比,讲了自己的看法:“如今蛇在山泽出现,深山大泽自然有龙蛇,也不足为怪。再说山东多雨,虽然合乎常规,然而阴雨连绵过久,恐怕有冤狱,应当审断关押的囚犯,或许可以符合天意。只要遵循道德,就可以削减突发的事故。”太宗认为他说得对,派使者救济饥民,审理官司,辨断冤案,多有赦免宽恕。

  还有一次,一颗彗星出现于虚、危星宿之间,经过氐宿,100多天才消失。太宗对群臣说:“天上出现彗星,是什么妖邪呢?”虞世南说:“过去齐景公时有彗星出现,景公问晏婴,晏婴回答说,‘凿池沼怕它不深,兴建台榭怕它不高,施用刑罚怕刑罚不重,因此天上出现彗星来警诫您。’景公害怕而遵循道德,过了16天彗星消失了。我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不遵循道德义理,即使获得麟凤,终究是于事无补。如果政事没有过失,即使有灾星,也于时无损。希望陛下不要因功高而自以为了不起,不要因太平久了而骄傲松懈,始终如一,即使出现彗星,也不足为它忧虑。

  唐太宗听后郑重地回答说:“我治理国家,确实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24岁平定天下,不到30岁就居于帝位,自认为夏、商、周以来,治理乱世的君主,没有人达到过这样的成就。再如薛举的骁勇,宋金刚的凶猛,窦建德横跨河北,王世充占据洛阳,在那个时候,够得上是劲敌,都被我擒获。到遭逢家难,又决定安定社稷,登上帝位,降服北方的异族,我确实有些自傲的倾向,轻视天下之士,这是我的罪过。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达四海,骄奢淫逸,一个早上就灭亡了,我又怎么能够自骄呢?”《旧唐书》载,李世民说:“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本版照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贺晓雁) 作者: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