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与达：中国话语权的辩证法

　　　陶文昭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下中国，可谓既“穷”又“达”。所谓“穷”，是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要重视“独善其身”的中国特色；所谓“达”，是指中国正处于上升期，正在成为世界性大国，因此要有“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当前，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应注意把握好话语权的辩证法，高度上要“适度”，时间上要“适时”，措施上要“适当”，形式上要“适宜”，将中国特色与国际融通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契合中国身份，符合中国利益。

　　话语权的力量基础。话语权的落脚点是“权”，本质上是一个力量问题。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而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硬实力是主要和主导的部分。在这个逻辑链条中，一方面，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重视话语权。另一方面，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不能脱离国家实力抽象地谈话语权。目前，中国具备提升话语权的基础，因为中国硬实力已有较大的提升。同时，中国对提升话语权持积极态度。更重要的是，提升话语权要把握好“度”。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必要性当作可行性、现实性。

　　话语权的特色融通。话语权必须重视“话语”。话语总是带有民族性的。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强调文艺、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民族特色，当今最主流的表达就是“中国特色”。话语上的“中国特色”，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提升话语权必须处理好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增强中国特色话语的国际融通，一方面要通过对世界上的主流话语加以借鉴改造，另一方面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话语权必须回应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只关注一些独特的、边缘性的问题，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主流话语权。

　　话语权的辩证尺度。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究竟是融通多一些好，还是特色多一些好，要看具体情况。从理论本身发展来说，理论初创之时，要强调自身的特色，提出一些标志性的理念以树立旗帜，区别于其他的理论。就国家发展来说，理念的构建要符合国家发展的大局。在“穷”的时候，即处于弱势的时候、守势的时候，需要“防火墙”与外界做一定的隔离以保护自己，这个时候多强调一些特色，有利于内部的自信与意识形态的安全。而在“达”的时候，即处于强势的时候、攻势的时候，则与外界的篱笆越少越好，这个时候要多一些融通，多一些共性，只有这样，才更能够影响人，更能够说服人。因此，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话语的特色与融通所采取的态度应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