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遗体连续三天做同一个梦
-华商晨报首席记者段芳宇主任记者闻英奇
本报报道过的窦伟协助完成人体器官捐献
一双不再年轻的手，紧攥沙发边缘，几乎是要痉挛的用劲，指节泛白都没松开。良久，她问坐在身边的窦伟：“肚子拉完了能不能给缝好啊？”
“脏腑切开后，医生会像对待有生命的患者一样，认真、仔细地缝合两层，以保证外观的完整。”
“眼角膜取完后，眼睛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黑洞？”
“不会。取完角膜后，医生会安上假体，眼皮会做内侧缝合，从外面看，人就像闭上眼睡着了一样。”
“我能见见用我丈夫器官的人吗？”
“对不起，这个不可以。国家有规定，捐献者和受捐者是不能见面的。”
“我不是想给他们添麻烦，就想知道我丈夫活在哪里。”
“对不起……”
窦伟拿出一支烟，有时这是平复心情的方式，有时是宣泄情绪的渠道，“不仅需要解答家属各种疑问，更需应对家属对逝者捐献意愿的分歧与反复。”
新闻当事人
核心提示
2010年3月，我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辽宁作为首批试点省份之一，于2010年11月实现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的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需而生。2012年9月,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做出明确要求，今后进行器官捐献必须有专职协调员见证。
作为最初接触到潜在捐献者的人员，协调员的设置被视为建立器官捐献体系的关键一环。目前沈阳从事这项服务的多为志愿者，53岁的窦伟是惟一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官方用语表述，他是沈阳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用他自己的话，“我到现场进行接送捐献者的遗体的服务。”与他一同工作的还有6名联络员，分别是：张雪华，刘金彤，李梅，刘洁，任矩，孙立服。
展开点说，窦伟做的是，在捐献者过世后到其家里或医院接走捐献者的遗体，随后将遗体送到相关医院，“捐献者过世多在凌晨或半夜，从接到送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
今年的大年三十窦伟是在接捐献者遗体中度过的，“年三十、初一、初三、初四、初九、十五、二月二，分别接送了捐献者的遗体。”窦伟说今年开年很集中，“1月到现在接送了13位捐献者的遗体。”
从2011年到现在，6年里窦伟一共接送了150位捐献者的遗体，最小的一位刚刚出生42天。
“甘苦自知，”窦伟如此形容6年的感受。他轻叹：“我觉得我们很孤单，也很沉重，很多人误解我们是干白活的。”
窦伟很坦率，“目前沈阳到现场接送捐献者遗体的志愿者包括我在内只有六七人，未来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也曾两次萌生了不想干的念头。”
大年三十晚上他对父亲撒了个谎
“怎么讲啊这个事，父亲都83岁了，大年三十就想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一个电话让窦伟很纠结，“春晚刚开始我接到了一位捐献者家属的电话，捐献者过世了。我必须去现场把遗体接走。”
母亲瞪了眼穿衣服的儿子，“谁家不过年，你能上哪啊？”
“这可咋说啊，大过年的我还不能说‘死人了，我去接’，”于是窦伟撒了个谎，“爸，有一家着火了，红十字会工作是救急。我就这么走出来的。”
晚上八点多窦伟和他的伙伴上了接遗体的车，一个小时后窦伟带着一身冷气进到了捐献者所住的楼道里。他和伙伴们没有马上敲门，先是在楼道里快速地来回走动，“最好能让身体出汗，这样进门不会让家属觉得有寒气”，窦伟特意大呼了口气，见没有哈气了轻敲房门。
进入房内窦伟快步走到捐献者遗体前，站定后和伙伴们对着遗体三鞠躬。随后又询问了家属意愿，发现没有问题。在直系亲属都在场的情况下，由家属填写了遗体捐献表。
履行完遗体现场捐赠手续后，窦伟和家属一起为捐献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现场告别仪式。
和往常一样，捐献者遗体是窦伟和家属一起抬下了来的，楼道很窄，走在前头的窦伟在拐弯时需把担架举过头顶，身材不算高的窦伟吃力地喘着气。
窦伟和他的伙伴去现场的路上，尽管少有车辆与行人，等他们接送完捐献者的遗体返回市区，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四周寂静一片，陪伴他们的只有街边路灯的光晕，“接送整个过程一般情况下需要5个小时，如果出现突发状况，时间会更长。”
“我想弥补老人，想初一晚上陪老人吃饭，但还是三十那个时间，又来电话了……”父亲说了让他不知如何作答的一句话，“又谁家着火了”，窦伟用落荒而逃形容当时的窘迫，“我爸肯定觉得我这个儿子不正常。”
对窦伟来说这个春节过的注定忙碌，“初三、初四、初九、十五、二月二都是在接送遗体中度过的，今年开年很集中，1月到现在接送了13位捐献者的遗体。”
“一般情况下接送遗体都是在半夜，有时就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精神崩溃了，身体崩溃，”窦伟没有掩饰自己的担忧。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席黄洁夫将器官捐献体系形容成一条河。在这条河上，上游的器官捐献由红十字会负责宣传动员、信息登记；中游红十字会参与协调员的培训；下游是从事移植的医院。上中下游，各司其职。
“发现、关注潜在捐献者——通知专业人士对患者是否已经脑死亡进行评判——明确捐赠者的意向和目的——就具体问题和建议向家属解疑——在红十字会监督下达成捐献协议——见证专业组织完成对器官的获取，”窦伟概括了协调员的工作流程。
窦伟特别强调了评价的重要性，“器官捐献中评价是否已经脑死亡，和器官可不可用，很重要。器官很脆弱，如果出现器官损伤，即便捐献了，也无法使用，这很伤人的情绪。因此时间点的把握很关键。”
现在的窦伟对现场执行捐献程序时很熟悉也很专业，但6年前，他第一次在现场进行遗体接送时，既兴奋又忐忑，“做这项服务光有热情远远不够。”
第一次执行现场连续三天做同一个梦
“2011年4月，7：30，9：30，11：00，13：30，70岁，男，病逝，苏家屯。”这组数字、地点，在窦伟工作日志上用粗笔圈了起来，“这是我执行第一例遗体捐献现场的时间线，及捐赠者情况。”
“2010年4月我在红十字会办理了自愿、无偿捐献遗体的手续，”窦伟说他身后捐献遗体的想法来自于一次偶然的触动，“看了一个老红军捐献遗体报道，很受触动，考虑了3个月，办理了捐献手续。”
窦伟在办理捐献手续的当天，成为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者，只是当时他不曾想到最终会成为一名到现场(医院或捐献者家里)执行接送捐献者遗体的志愿者，而且一干就是6年。
“兴奋又忐忑”，6年过去了，对于自己第一次执行接送捐献者遗体过程的每一个细节，窦伟可以不差分毫地讲出来“到现场——确定病情、死因——核实家属身份——确定其意愿——履行现场手续——告别仪式——送到相关医院——有要求的3天后举行追悼会。”
2011年4月，用他的话说赶上了一例接送捐献者遗体的现场，“到现场后不知道怎么下手，因为没人教过我怎么做，就回忆在网上看的资料，里面怎么说的。”
“儿女都支持，在现场按照资料上说的照猫画虎执行了下来，过程比较顺利，因为老人的子女通情达理。”
窦伟接送的第一例遗体捐献是位70岁的男子，病逝在苏家屯一家医院，此前已经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到现场后，窦伟先是确认了家属身份，了解捐献者病情及死因，“这个必须要有的步骤，因为在接遗体之前我们大多数没有和家属见过面。”
确定家属对老人捐献没有异议后，窦伟再次到医院相关部门确定了老人的病情、死因及去世地点，一切准确无误后，履行了现场捐献手续，“角膜用在谁身上，我爸就活在谁身上”，儿子一边说话，一边眼泪刷刷的。
“由于老人是癌症患者，按规定癌症患者不能捐献器官，最后是角膜无偿捐献了，”窦伟借此普及了一个知识，“角膜属于组织捐献，而不是器官捐献，只有心、肝、肺等大器官才是器官捐献。”
执行完现场已经是后半夜，“当时我挺毛骨悚然，当时接受遗体的环境不像现在布置的这样温馨。”
“连续三天我的梦都是当时的情景再现”，2011年窦伟执行了4例遗体接送的现场。
希望得到社会理解“我们不是干‘白活儿’的”
窦伟的感觉是，“亲属关系简单，协调、执行起来相对单纯”，第一例在现场被拒捐发生在2012年，“旁系亲属多的捐献者对捐献者意愿容易出现分歧甚至对立。”
当年一位20多岁的白血病男孩生病期间得到了很多人救助，并进行了造血肝细胞移植。孩子曾对自己父母说：“我死后把我的眼组织、遗体捐了，也让我回报一下社会。”男孩生前办理了捐献手续，父母尊重孩子的意愿，儿子病逝后通知了窦伟。“到现场后孩子姥姥反对，如果捐了不能进祖坟”，见老人情绪激动，窦伟离开。半路上孩子父亲又打来电话说要捐，窦伟重又返回来，表填了一半，孩子舅舅又开始反对，“我们家丢不起那人。”
最后这位捐献者毁捐，窦伟很沮丧。这些年他一共遇到过三次毁捐事例，但他从来不劝，“劝，说明有利益驱动在里面，我只是告诉患者家属现在有器官捐献这么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选择与否完全在于家属的态度。选择捐献，我协助着往下走，不捐了，我便退出。”窦伟说再怎么想留住潜在器官源，他也不会采取劝的方式。
窦伟点出和家属沟通时面临的普遍难题，“捐献未果的主要原因是潜在捐献者直系亲属和其他近亲属的传统观念，及提出了不合理的经济补偿条件，这两点制约着协调的成功性。”
“对我们的非议从来没停过，总有人认为我们无利不起早，要是不挣钱谁去搬死人，每次听到说我们就是干‘白活儿’的，我真的挺难受”，在窦伟看来，对他和伙伴最大的伤害就是这种非议。
不知不觉中，窦伟从事这项服务已有6年，“萌生过不想干的念头还不止一次，不想干的原因，非议占了很大一部分。再有就是这样的辛苦我有些受不了了，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
“我觉得我们很孤单，沈阳逐年上升的捐献趋势，只有我们五六个人每次都能去现场接送捐献者的遗体，我希望有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
接送遗体这项服务光有热情不行，还得专业，在现场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涉及道德伦理的，还得让家属接受。特别重要的是在现场不能出问题，一旦出问题说不定就能弄出社会问题。我希望能更多地得到社会的理解，我们不是干‘白活儿’的。"
对于到底有没有利益上的牵扯，窦伟回答的很坦率，“现在我们打车实报实销。”
“志愿者也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窦伟看来，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也需要再教育，最好是进行统一的、规范的培训，这样在工作中才会避免一些问题发生。
-相关数据
这些数据呼唤大家加入遗体捐献
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
全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需要肾移植，而实际进行肾移植的只有3000余例。
每年有大约3000万晚期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而实际进行肝移植的只有1000多例。
全国500万盲人中有近400万人需要做角膜移植，而每年实际进行角膜移植的只有3000多例。
全国大约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在等待干细胞移植，而中华骨髓库仅有150万人份捐献者资料，每年实际进行干细胞移植的只有400多例，很多人在等待中离世。
截至2015年8月19日，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4737个，获得器官移植医疗救治的病例12748个。
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仍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
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