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曾是草原丝路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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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璎珞。

　　北票出土鎏金木芯双马镫。

　　古罗马进口玻璃器被北燕贵族视若珍宝

　　在省博物馆，一件淡绿色晶莹剔透的鸭形玻璃注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它是1600多年前从古罗马进口的玻璃器，证明当时辽宁与古罗马连通。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卢治萍告诉记者，鸭形玻璃注出土于北燕天王冯跋的长弟、北燕宰辅冯素弗墓葬，在朝阳北票市西官营子被发现。冯素弗死于公元415年，据推算死时年龄约30岁。其墓随葬的器物非常丰富，而且大多制作精美，其中仅玻璃器就有5件，包括鸭形玻璃注、玻璃杯、玻璃钵、玻璃碗等，都色彩艳丽、晶莹透明。

　　罗马工匠很早就掌握了熔制彩色玻璃的工艺。据我国西晋鱼豢的《魏略》记载:“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玻璃是音译词，在文献中一般称为琉璃、颇黎等。当时玻璃器非常珍贵，而且多是舶来品。”卢治萍说，考古发现证实，两汉时期，地中海沿岸的罗马玻璃器就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到中国，而西方玻璃器大量东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统治阶级奢侈斗富，将西方的玻璃器作为彰显身份和财富的宝物。如《洛阳伽蓝记》载，北魏首富、河间王元琛在一次聚会时，显摆自己的宝器夸富：“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做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对域外玻璃器的青睐。

　　专家分析，目前全国出土外国玻璃器数量很少，因此可以推断，当时进口玻璃器，尤其像鸭形玻璃注那样精美的器皿数量有限，因此达官显贵才视如珍宝。而冯素弗墓出土了5件，可见冯素弗的地位尊贵，也从侧面反映了北燕与西方贸易的繁荣。

　　 中国发明金属马镫迅速传遍欧亚大陆

　　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之路，也是一条技术传播之路。崛起于蒙古高原的鲜卑族“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因此马具成为三燕时期重要的随葬品之一，近年来在朝阳地区不断有新的发现。冯素弗墓出土的鎏金木芯双马镫最为著名。记者看到，鎏金马镫是一副两件，镫芯是由桑木条制成，镫面有鎏金铜片覆盖，并用细小的鎏金铜钉钉在木芯上，制作十分精细。

　　“在已发掘的40余座三燕文化墓葬中，出土马具的墓葬已经超过10座。”卢治萍介绍，考古发现证实，中国人发明的马镫除了东传朝鲜半岛、日本外，还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传遍整个欧亚草原，对全世界影响深远。

　　“南北朝以前，我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出行时，讲究乘车而不提倡骑马。原因之一就是马具不完善。马镫发明后，中原骑马之风才得以兴起。三燕文化墓葬出土的马镫，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马镫，标志着马镫的初步成熟。”卢治萍说，成熟马镫的使用，标志着骑马用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骑兵可以很好地与战马结合，不但可以穿上笨重的铠甲，也可以把马的冲力转化到兵器上，为重甲骑兵——甲骑装具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基础。慕容鲜卑3世纪初迁居辽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由弱到强，与其强大的骑兵力量有很大关系。

　　考古发现，5世纪以后，金属马镫迅速传遍欧亚大陆。欧洲最早的马镫出土于6世纪的匈牙利阿瓦尔人的墓葬中。而阿瓦尔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后代，公元6世纪，柔然被北魏击败后，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匈牙利定居。因此，有考古学者认为，是柔然人把马镫传播到了欧洲。马镫的引入促成了重甲骑兵的发展，对欧洲中世纪骑兵建设有巨大的贡献。

　　 佩戴西域风情的琥珀璎珞是辽代贵族的时尚

　　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历史悠久、辐射面广、影响深远。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长安(今西安)经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中亚、西亚的商道，即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考古发现证实，在“丝绸之路”开通前，早已存在着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它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密切。环境考古学资料显示，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而这个地区恰好是草原地带。

　　“辽宁地处欧亚大陆草原的东南边沿，毗邻中原，地接东北各族的聚居区，是各民族杂居互市、文化交融之地。”卢治萍认为，先秦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已经到达辽宁，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既是草原文化的传播者，也是缔造者。其虎纹牌饰、联珠饰、柄部装饰动物纹的刀剑等，传播到蒙古国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曹魏初年，慕容鲜卑的首领莫护跋率部向东南迁徙，到达沿海之滨辽西郡(今辽宁义县西)。此后，慕容鲜卑不断发展壮大。337年，慕容皝建立燕国政权，史称“前燕”。前燕、后燕、北燕均曾建都于龙城(今朝阳)，草原丝绸之路在此时进入繁荣阶段。“雄踞于中国北方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借助于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各民族互通有无，促进了彼此间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与创新。”省博物馆馆员韩雪介绍，作为鲜卑族的一支，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于916年称帝，后国号改为“辽”。契丹崛起后，向西北边境扩张，924年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今新疆境内。因此通往西域的交通顺畅无阻，高昌、于阗等国成为辽与中亚波斯(今伊朗)、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国联系的桥梁。

　　考古人员从辽代墓葬，特别是贵族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琥珀制品。如今省博物馆珍藏的一串水晶珠琥珀璎珞是其中的精品，出土于法库叶茂台7号墓，由五股、258颗水晶珠和7件描金琥珀狮形佩饰相间穿成，该墓葬主人是契丹老年贵族女性。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琥珀器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的契丹贵族墓葬。墓主人陈国公主是辽景宗第二子耶律隆庆之女。该墓出土的琥珀有11组2101件，可见当时佩戴璎珞已是贵族阶层的随身装饰。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客中行》的描述，显示出唐代琥珀制品的兴盛。据文献资料记载，唐宋时期，琥珀多来自波斯和西域诸国，这得益于丝绸之路的通畅和繁荣。西域文化在唐代的渗入，使得琥珀受更多人喜爱，并影响着其后的辽代。

　　《契丹国志》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据考证，北欧波罗的海是世界琥珀主要原料产地，其次是缅甸、罗马尼亚和西西里岛。

　　“无论西域﹑波斯或大食，都不是琥珀的产区，而只是古代贸易的中转站。”韩雪说，古代进入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琥珀，其实来自更遥远的罗马。

　　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往来的都有哪些货物呢？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肃勇告诉记者，1038年，党项羌族建立西夏政权后，与北宋、辽国成三足鼎立之势，此时西夏充当了辽国与宋朝通往西域贸易的中间商，大批量地从辽国选购长白山稀缺药材人参、白附子，松花江深水的珍珠，松辽草原上的貂皮，内蒙古大草原的鹿皮和鹿茸，以及从宋朝购得的丝绸、瓷器、玉石、漆器、纸张等，外加西夏特产党项羌种名贵良马，经西域向西运往亚欧大陆销售，之后还买回不少的香料、药材及奇巧的玻璃、琥珀、金属器皿，用作同辽国与北宋交换的物品。这些密切的经贸交往，使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