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金融资源错配才是金融改革方向

　　在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之下，增量货币依然过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而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却获益甚少。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近日访华时指出，“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户过程中要警惕货币错配，因为有很多新兴国家用美元进行借款，再用本国货币进行投资，这样会带来脆弱性，若本国货币发生贬值，潜在的美元债务违约局面将对国际投资者造成恐慌，从而快速抽走资金。”
　　确实，在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之下，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已经进入倒计时。尽管，人民币在新一轮货币政策量化宽松之下，事实上存在一定的贬值空间，这在我国资本账户即将进一步开放的助推下，未来将会给我国金融改革带来一定的货币错配风险。但是，如果将货币错配作为中国金融改革风险的关键因子，事实却是脱离了我国金融的现实语境。
　　这是因为，货币错配引发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新兴经济体往往表现为“负债外币化、资产本币化”，这意味着在本国货币急速贬值之下，会导致国际资本恐慌性集体抽离，而一旦国际资本发生抽离，本国货币不仅将更大幅度地贬值，从而导致该国经济产生大幅动荡，上世纪90年代末以及本世纪初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均是依此逻辑。
　　再看看我国货币错配现状，与上述“负债外币化、资产本币化”的新兴经济体不同，我国却是“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也就是说，国际资本抽离与否影响并不大，由此可能产生的人民币贬值空间和我国金融体系动荡，其幅度也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与许多新兴经济体“负债外币化”过多截然不同，由此可以在关键时刻启动对冲程序以确保我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上世纪90年代末“港元保卫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即与其时中央力挺有关。
　　实际上，与货币错配对我国金融改革构成的风险相比，金融资源错配才是金融体系亟须深化改革之处。以本轮央行持续降息、降准为例，之所以基准利率降幅大，而市场利率降幅小，实体经济依然融资难、融资贵，其核心就在于我国金融资源的错配。在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之下，增量货币依然过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而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却获益甚少。除此之外，我国间接融资通道过于依赖国资主导的传统商业银行，亦是构成我国金融资源严重错配的关键之一。
　　结合我国金融的现实语境，构成我国金融改革风险的关键因子，是金融资源错配，不是货币错配，尽管后者风险事实存在，但却是相对可控的。而前者的风险却是结构性的，且面临着利益交织的改革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