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悲情之后

　　呼格吉勒图这个蒙语名字有些拗口，却寓意“幸福之地”“大好前途”。名字的主人，生命永远停留在18岁。正义逡巡18年后终于降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当“正义迟到18年但不会缺席”这样的声音刷屏时，更多人感到的是同情与欣慰。但一切似乎都晚了，舆论里的情绪也五味杂陈。

　　《京华时报》率先发问：正义为什么会姗姗来迟？是什么遮蔽了正义之光？又是什么再次催动了正义的脚步？随后交代呼格案的历史背景，“刑法典尚未公布，疑罪从无等基本原则尚未普遍实施，而‘严打’仍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少数办案人员的失职渎职，背后其实是整个社会法治的缺失。”

　　更多的声音，把“呼格案”放在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中，“呼格案的逆转，同样与法治大潮的奔涌息息相关。法治理念的不断启蒙，乃至依法治国的宏大语境，是呼格案沉冤昭雪更深层的背景。”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微信公众号“团结湖观察”感叹“呼格吉勒图本来并无出头之日”，“当地警方在办案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炮制冤案的做法，如制造伪证等。在真凶出现之后，原本被保存的精斑等证据又神秘消失，表明有人刻意消灭证据，阻碍案件重审。内蒙古有关方面也曾努力推动案件再审，却总是无疾而终，更显示冤案平反的阻力十分强大……不仅冤案的形成带有某种系统性，冤案的搁置同样是‘合力’的结果。”

　　“并非法律自身起了作用，而是源于政治气候的推动。”@真班布尔汗的观察一针见血，“呼格吉勒图死于政治(严打)，‘生’于政治，相形之下，呼格父母的努力，好心人的帮助，法律的有效运转，都显得卑微而渺小。”

　　当然，此时任何情绪的宣泄已经起不到多大作用。更多舆论的视角，设置了多重议程，覆盖了追责、赔偿、反思等方面。

　　老牌的《新民晚报》则担忧正义迟来与公信重建的问题，“长期以来，虽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直写在我们的法典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也常常挂在公安司法人员的嘴上，但‘命案必破，从重从快’等急功近利的口号及观念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虽然正义终究来了，但的确来得太迟，而且成本过高了。这需要司法界直面以对，需要全社会深刻反思。”

　　“呼格案的教训如何超越命运偶然？”《京华时报》把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好的司法制度，当能让民众免于被冤屈的恐慌。好的纠错机制，当能超越命运偶然。对于既存的冤案，有错必纠是第一步。对于新发的案件，有法必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是关键。”

　　《京华时报》同时还引述内蒙古高院“呼格案”封闭复查组原副组长萨仁的话，让自己的态度更鲜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控辩平等、正当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等，这些先进的司法理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每个案子上去。”

　　《法制日报》则试图从呼格案的悲剧感中寻找答案，“可以检讨的空间很大，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各种防错纠错机制为何失灵，一起案件那么多人把关，为何仍然酿成悲剧？”

　　《北京青年报》把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这两个有着逻辑关系的选项一前一后放置。“反思呼格吉勒图案，首在反思错案的发现机制。如果没有疑似真凶赵志红的落网，呼格吉勒图案的最大可能，仍是尘封在日渐发黄的司法档案里，并渐渐被遗忘。借助制度正义去促进普遍正义，这一工作虽有难度，但也应勇敢面对。清理旧账，是为更好地前行。有错必纠之后，方能心无牵绊地给民众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制度正义已然可期。”

　　在有足够的反思之后，更多的期望也产生了。舆论的视角转向和呼格吉勒图命运相似的聂树斌身上。

　　对“类似呼格案出现了之后怎么办”的疑问，萨仁建言，“应该有一个及时而公开的审查机制”，比如说“最高法直接审查，还可以指定异地法院审查”。

　　要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寻找官民最大公约数并在此基础上凝聚共识，携手共进是最可行的路径。民众围观冤案，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自我的关怀：围观者多在别人的故事里读到了自己的影子。

　　《人民日报》似乎在为探讨做总结，“让疑案争论推动法治共识”，“即便从王书金落网后主动交代自己才是聂树斌案真凶时算起，也已过了将近10年……舆论对聂树斌案长达十余年的关注，说明其重大，也说明其复杂。这样一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复杂案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着司法公信这个大木桶上最短那块板的长度。”□任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