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势在必行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超大规模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我国工业仍有着广阔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工业领域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空前紧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这是指导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甚至是更为长远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如何加快转变我国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工业绿色转型，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我国工业绿色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工业绿色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集中表现在环境容量接近极限、发展理念认识落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技术创新支撑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和体制机制不完善等方面。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绿色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难得的战略机遇。一是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接近拐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重化工产业增速明显放缓。2015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3%，是近20年来首次下降。重化工产业进入平台期意味着资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接近峰值，这将为工业绿色转型赢得宝贵空间。
二是产业深度变革蕴含赶超机遇。新一轮工业革命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同时增长、与环境破坏同步的传统发展模式，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和污染累积的脱钩，进而使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下降。当前，全球正处于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孕育期，同时也是我国赶超发展的历史机遇。
三是制度变革日益深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期间，随着多项改革措施的落地，我国的要素市场体系、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行政管理体制、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和财税金融体制将不断完善，有助于破解绿色发展中的体制机制壁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步伐。
国外工业绿色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总结发达经济体推进工业绿色发展的经验，主要有以下3方面：
第一，政府激励引导。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重振制造业”计划，重点放在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加大对新兴技术和产业的投资，支持绿色经济发展。欧盟对绿色产业和低碳化发展采用技术推进和市场拉动并举的政策手法，一方面，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完善排放权交易体系，利用市场机制创造更多绿色需求。美国重点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联邦和州政府采取各种税收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使用可再生能源，积极发展智能电网；向绿色经济投入高达1000亿美元，积极布局新兴技术领域，实施《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首批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创新研发中心有多个项目与绿色制造密切相关，如3D打印、智能电网、轻量制造等。日本政府从2008年开始实施“环境与能源革新技术开发计划”，投资300亿美元推进五大绿色技术研发。根据不同领域的特点，制定“技术战略图”，调动各方积极性，产学研结合全方位开展技术创新攻关。以期通过技术突破，恢复产业发展活力，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重振日本制造业。总体来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大多围绕两个重点：一是强调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生产方式向集约节约转变；二是突出能源转型。
第二，产业界积极响应。发达国家的汽车、钢铁、家电、化工等传统产业面对低碳、绿色发展的大环境，在加快中低端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出的绿色发展新要求，在技术升级、产业融合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响应。这些传统产业加快合纵连横，组建各类战略联盟，共同攻克新技术难关，推进行业绿色转型。应该看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发达国家当前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正在由单纯的产品制造转变为围绕着产品生产提供全价值链的服务。制造业服务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要素配置的结构和方式，降低了工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消耗，成为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助推力。
第三，企业自主行动。面对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发达国家企业经历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转型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德国制造企业曾经反对政府实行环境税等环保和减排措施。但随着形势变化，德国企业逐步认识到减排是大势所趋，开始采取自主管制的方式，即在产业联盟主导下，由产业界的5个全国性组织和14个行业协会自主确定减排目标，实施减排计划。相对美国政府在较长时间内对节能减排的消极态度，美国大企业走在了政府的前头。2002年，柯达、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大企业与美国环保局结成伙伴关系，开始施行“气候领导者计划”（The Climate Leaders Program），旨在通过自主减排使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全球新工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形成历史性交汇，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我国工业应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通过“一个驱动”和“五个转变”，加快实现向绿色发展的转型。
“一个驱动”即创新驱动。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必须探索全方位的创新道路，从理念、技术和制度3个层面开展创新。理念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经济正在加速迈向低碳化和绿色化，绿色经济时代即将来临，人类将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大跨越。这势必改变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工业生产不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提出并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技术创新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绿色技术涉及诸多学科和领域，前沿性强，需要持续地大规模研发投入，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大。这就要求政府加强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应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和资金供给。与此同时，工业技术的绿色创新既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和新兴绿色产业，也要高度重视对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升级。制度创新是工业绿色发展的保障。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加快工业绿色转型、培育壮大新兴绿色产业，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在战略规划、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环境规制等方面加大制度供给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
“五个转变”即要素投入、主导能源、制造方式、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转变。在要素投入转变方面，从主要依靠资源能源、劳动力、土地、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消耗，向主要依靠知识、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变。在主导能源转变方面，从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转变。在制造方式转变方面，从传统的材料消耗高、生产效率低的减材制造、非智能制造，向新型的材料集约利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增材制造、智能制造转变。在发展模式转变方面，从传统的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充型的发展模式，向新型的集约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模式转型。在治理体系转变方面，从传统的政府管理，向政府、产业、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工业绿色治理体系转变。
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制定国家工业绿色发展战略，科学制定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强度指标，形成中长期目标约束和政策诱导。制定国家工业绿色发展战略，并根据各行业特点制定行动路线图。根据各地区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因地适宜，分类施策，建立以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污染物排放为核心的约束性指标体系，完善相关奖惩问责机制，倒逼地方政府走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子。进一步完善节能环保技术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节能减排的市场化机制和双向激励机制，促进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大力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快能源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生活垃圾和废旧物质回收，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其次，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在保持国家工业体系完整性的前提下，积极化解产能过剩，淘汰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行业的高耗能高污染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加大投资支持力度，打通传统产业与绿色技术之间的通道，将绿色技术、绿色工艺渗透应用到传统产业各环节。大力发展新兴绿色技术和产业，将发展新兴产业作为加快工业绿色转型的突破口，加大对新兴绿色产业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加强对新兴绿色产业的财政金融支持。
第三，对接三大战略，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优化工业布局。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通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转移部分产能，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同时，降低我国东部地区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分布密度和排放强度。落实“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完善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各项沿海、区域开发战略的配套政策，优化国内工业布局，协调地区之间的绿色转型进程，缩小转型成果分配的差距，缓解工业绿色转型中的地区不平衡矛盾。
第四，提升绿色供给，培育绿色需求，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步牵引工业绿色转型。积极推进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要素创新和配置方式上的作用，提升工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和质量效益。实施绿色制造工程，面向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清洁生产改造，实施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强化工业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推进产业绿色协同链接，培育再制造产业。引导社会公众形成绿色消费和生态消费的理念和文化，实施绿色政府采购计划，利用市场机制创造更多的绿色需求。
第五，重点推进政绩评价考核、资源品价格、环境生态补偿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改革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加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建立并完善基于SEEA（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其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引导各地区根据资源禀赋和资源条件适度发展。打破资源型行业垄断，推进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渠道，鼓励探索资源交易等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鼓励异地开发等新型区域生态补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