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抗战第七站：我来自北兮，终回北方
第八章北归沈阳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这是史学巨擘陈寅恪流亡滇南蒙自时发出的悲音。“清华诗人”郝泠若却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中说“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与之相比，虽悲壮却怀必胜之信念。甚幸，陈寅恪没有一语成谶，而郝泠若的诗作却成了历史的最好注脚。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1934年3月26日创办于北平，后辗转南下，流亡苏、湘、桂、黔、蜀数省，在战火硝烟中弦歌不辍，终在四川威远静宁寺度过了相对安定的近八年读书生活。
1946年8月至10月，东北流亡少年们等来了回家的时刻。“我来自北兮，回北方”，12年魂牵梦绕的向往，一路歌唱的渴望，返乡复土的诺言，在这一时刻成为可触摸的现实。
我来自北兮，终回北方。
1946年12月底，他们陆续抵达沈阳。
行思录>>>
三个月与一辈子
蒋绍绂是我们本次系列采访的第一个对象。
他是东北中山中学《校友通讯》的主编，从1996年开始编辑校友来稿，如今已坚持19年。《校友通讯》将东北中山中学海内外校友们紧紧连在一起。
蒋绍绂今年已85岁。他于1948年8月考入东北中山中学，只在这所学校读了三个月，便因历史原因考入东北实验学校，可这三个月却让他一辈子与这所学校结缘。
2015年5月28日，我们来到住在沈阳市浑南区的蒋绍绂家里。知道我们来采访，他认真进行了准备，把各种资料整齐地摆在书桌上，便于我们查阅。蒋老师就是东北中山中学校史的一本“活字典”，只可惜他最近咽部长了一个息肉，发声困难，我们不方便详细问校史和校友的情况。临别时，他把我们送到门口，挥着手对我们说：“祝你们采访成功。”
我们心里暖暖的。
这是北归途经山海关时的同学合影，保存者为长沙校友饶弘范(前排右一)
浩荡北归路
一路穿越解放区，却差点死于国民党军队枪下；一路归心似箭、水陆兼程，却因内战走了两个半月。
创校人之一董文琦当时主政沈阳，觅得一处校址，等着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们回家。那里曾是日本人创办的南满中学堂的校址。1946年8月，萧向阳等30人先行北归，“带头大哥”是郭浩。
2015年7月3日，我们在南京拜访了郭浩的遗孀、90岁的吴斌。郭浩是原中山陵园管理局党委书记，于2012年去世。吴老给我们讲了郭浩走陆路穿越解放区的北归见闻：
郭浩他们坐车到宝鸡、华阴后，开始徒步穿越解放区。在洪洞县、赵县，他们受到解放区的热情款待；在霍县，太岳军区副司令孙定国专程看望了他们，并和郭浩单独谈话。孙定国说：“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解放区上学，或参加革命工作，我们都欢迎。”郭浩心里热乎乎的。毕业后，他真的到解放区上了华北联合大学。
出解放区，他们在汾河峡谷中列队行走。突然，响起一串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子弹在离他们脚边数寸的地方崩起一片尘土。“趴下！”大家一齐卧倒。阎锡山的队伍向他们开了枪。他们逃到一个村里，郭浩出去找吃的，半夜才回来，鞋也跑丢了一只。他被抓壮丁了！他不断说自己是学生，走出好远才被放回。
两种遭遇的对比，比任何语言都有说服力。回沈阳后，他们组建了进步社团“九·一九社”，便是以1946年9月19日遭遇枪击的时间命名的。
大部队在1946年10月10日启程。师生出三峡到上海，从海路至塘沽，再走陆路回沈。2015年7月7日，在长沙，校友饶弘范向我们讲述了途中见闻：
我们在重庆搭轮船出川，在三峡的窄险航道遇上美国登陆舰，他们正运送打内战的国民党兵和军火物资，在江上横冲直撞。在宜昌候船，却被告知“现在保军运，载客船极少，十天半月内走不走得成还不好说”，结果等了一个月……
直觉告诉我们内战会越打越大。
在天津塘沽港，准备搭北宁线火车出关，却看到了美国大兵挽着染黄头发的“吉普女郎”，醉醺醺，招摇过市……
这是蜗牛式的迁校。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没有内战，十天半月应该可以到达。我们却走走停停，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到年底才抵达沈阳。
火种撒四方
外省学生各回本省，川籍生却在青木关写就了一篇“中山传奇”，成为母校的骄傲。
抗战胜利了，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和战区流亡失学青年的使命已经完成。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外省的同学都各回本省就读。
东北中山中学有三类学生：东北学生、外省学生(以湖北居多)和四川本地学生。
在静宁寺考仙院的满天繁星下，高叔眉曾立下志向：学航空工程或造船，高中毕业后考交大。他是以湖北“保育生”身份考入东北中山中学的。“保育生”是指在战乱中失去亲人、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们。他不得不回湖北就读。东北中山中学的30余名“保育生”回湖北了。而高叔眉被分到湖北一所中学念高三，那里数学只教授代数和三角，而没有解析几何课。所以，他放弃了“静宁寺的梦想”，选报了文科，后来考上中央大学外语系俄文组，后来从事翻译工作，为中央编译局译审。
北归临近，四川籍学生越来越煎熬。在自贡，校友李远文告诉我们，他想到自贡的蜀光中学，可蜀光中学不收他，因为东北中山中学生“爱闹学潮”名声在外。后来听说青木关中学招流亡中学的四川籍学生，并保留公费待遇，他欣喜地去了。那里已有100余名原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他有种回家的感觉。而高职班学生在校长王天民斡旋下转入重庆中央工校。也有极少数非东北籍学生随校北归，如川籍生丁尔陞，如今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
李远文说：“在中山时，我寡言少语，到青木关后，成了积极分子，越来越自信，把中山办壁报的传统带到这里。我们中山的学生在青木关很活跃，小有名气。”校友刘恩让回忆说，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在青木关中学搞的“静宁社”社团影响很大。“‘静宁社’深受师生欢迎。1947年1月，‘静宁社’公演了抗日话剧《草木皆兵》，15名演员中有11人是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后来又公演英语话剧《Robin Hood》，译成中文叫《罗宾汉》，演出后，师生异口同声称赞中山学生的英语水平高。成都校友芶池中还获得过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
东北中山中学沈阳校址老照片
消失了48年
新中国成立后，解散的“中山”一份骨血被留在辽宁省实验中学。1996年，她在沈阳原校址复校。
1947年3月，东北中山中学在沈阳复课。
此时中国大地风云变幻，这所“国立一号”中学也不得不被历史裹挟着，艰难前行。85岁的高清宝只在东北中山中学读书三个月，可这却成为他一生荣耀。2015年6月4日，我们在沈阳造币厂附近找到他的家。尽管患上小脑萎缩的病，他还是艰难地挪到门前迎接我们。他的老伴赵素英说，老头记忆力严重衰退，有时都不认得自己的儿女们，但他对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
提起东北中山中学，老人打开了记忆闸门：
1948年夏，东北中山中学先于沈阳其他中学开始招生，我以第64名的成绩考进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考上这个学校，很不容易。1948年秋的一天，学校突然宣布马上内迁北平，叫学生志愿报名。爸爸说：“兵荒马乱，千万不要离开沈阳……”我跑到学校申明“我不参加内迁”。我留在了沈阳，不久沈阳解放了。东北中山中学被合并到北陵的东北实验学校。当时需要考试，我顺利过关，和一些同学来到这所学校，从这里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校后来改名叫辽宁省实验中学，跟中山母校有着“血亲”关系，但我始终认为中山中学是最好的中学。
据东北中山中学校史记载：沈阳解放后，学校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接收，并将学校(含图书、仪器设备等)迁至北陵，与几所临时学校合并，成立东北实验学校，1954年改名为辽宁省实验中学。在一些校友回忆中，生物老师王虚中、体育老师唐景厚后来成为省实验中学的老师。
内迁北平的师生经历更为曲折。1949年3月，东北中山中学在北平就地解散，很多老师留在北平，还有一些去了台湾。其中数百名自愿回东北的学生被送到黑龙江北安集中学习，在当地成为一股重要的建设力量。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结束了15年的光荣历史。
直到1996年8月15日，这所被海内外校友念念不忘的“国立一号”中学，才在郭峰、李涛等校友关怀和争取下，在其原校址——沈阳市和平区南昌街13号复校。
王连铮
享誉世界的育种家
1947年2月考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四十四班。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常务副省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被俄罗斯、印度农业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是中国著名大豆遗传育种专家。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学生时代总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对于他来说，有一段中学时光宁可被删除，希望它在自己的生命中压根就未存在过。这个人便是当过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的世界级大豆育种专家王连铮。到底是怎样的记忆让这位蜚声中外的育种专家如此切齿痛恨？
闻一多先生说：“失去自由的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痛苦的代名词。”而70年前少年王连铮在鞍山便体验过这种“失去自由的苟活”的痛苦。他这样向我们描述那段生活：“那不是上学，他们不让你学到真东西，只教你些皮毛，只把你当成免费劳工，而屈辱和恐惧却无处不在……”
他说的便是当年日本殖民者的奴化教育。
2015年6月13日，在北京万寿路一个武警站岗的居民区，我们见到了85岁的王连铮。他刚做过一次手术，身体尚未痊愈，但依然同意了家乡媒体的采访。
沦陷区读书三年
奴化教育特点就是“不让你学到什么知识”，“愚民”正是日本殖民者所需要的，人聪明了谁还听你管呢。
王连铮是1947年2月考入东北中山中学的。
此前他在鞍山接受中学教育。在他看来，那是被愚弄的记忆。“我很羡慕我的中山同学，他们万里流亡，吃了很多苦，但他们是自由的，读的是中国人的书。”1943年，王连铮从海城乡下来到鞍山国民高等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由日本人控制的学校，学生主要有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当时叫满洲人，属“下等公民”。
“1943年到1945年，我在鞍山国高读书，名义上学机械科，实际上什么也学不到，没历史课、也没政治课。只有日语才是日本教员卖力教的，督促得也紧。你不能当自己是中国人，要当日本顺民，还是下等的。老师开口闭口全是‘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天皇万岁’。升的都是日本旗和所谓的满洲国旗；等级森严，下级生见到上级生打立正，不打就要挨三记耳光。”王连铮后来才明白，奴化教育的特点就是“不让你学到什么知识”，只有“愚民”才是日本殖民者所需要的，人聪明了谁还听你管呢。
“你越无知，他们越喜欢。”
沦陷区的中国学生还有一个价值——免费的劳工。“上课不正规，实习倒挺正规的，每学期都安排两三个月时间实习，还说什么叫‘勤劳奉仕’，实际上就是学生劳工。1944年7月，我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实习’，干的是翻砂、铸模型的活儿，活很累，又没有什么技术可学，回报是一顿饭，高粱米、大咸菜，连水都喝不上。当时，鞍钢常遭到美国飞机轰炸，每天都胆战心惊的。”对这样的“实习”，王连铮当时并不明白日本殖民者的用意，只是很反感，有些中国学生“请病假”，他跟着请。在当时高压的氛围下，这些学生所能做的，仅此而已。
这恰是日本殖民者的狡猾与毒辣之处：在愚弄与榨取中，悄悄地泯灭了你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大炮更为可怕。
沈阳中山一年多
来沈阳他才找到“国”和“家”，同学们的“家国情怀”那么强烈，如一股新鲜空气，他大口地呼吸着。
王连铮沦陷区的求学经历，让我们再次想起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说的那段话：“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这也是东北中山中学万里迁徙、弦歌不辍的终极意义。文化在，国就在；国还在，就有家。
抗战胜利后，王连铮来到沈阳，才找到了“国”和“家”。其心中对日本殖民者越来越“反感”。由于基础较差，他先进“中学进修班”回炉一番才有机会读东北中山中学。“在伪满学堂，我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大人也不敢向小孩多说，因为日本人不让乱讲话。直到上了东北中山中学后，老师讲近代史，我才知道列强把中国欺负坏了，才知道日本殖民者那么可恨。”
此时，王连铮感受到的不再是等级和冷漠，而是如兄弟姐妹般的温暖。他得过一回肠炎，在家住了一周，回来后同学给他补课，努力让他跟上全班进度；而老师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家的孩子。
“这样的学校就像一个家！”同学们的“家国情怀”那么强烈，如一股新鲜空气，他大口地呼吸着。“独立，自由，我的中山同学是那么热情和奔放，一种爱国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王连铮来说，这一切是那么新鲜。更让他吃惊的是：绝食省下的伙食费居然来买书。“1947年6月2日，我们准备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接到密报，包围了学校。学生自治会决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并在校内示威游行。我们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当时学校伙食费是由学生自治会来管理。由于绝食，食堂不开伙，后来学生自治会将省下来的一天伙食费全部用来买书，办了一个向全校学生开放的图书阅览室，像茅盾的《子夜》，还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
大豆育种数十载
王连铮85岁，但他还工作在科研一线。世界多几个像袁隆平、王连铮这样的人，那是人类之幸。
即使时局依然混乱，身边有些人还在灯红酒绿下过着一种毫无生气的生活，也不能阻止一名有着“冰火两重天”求学经历的学生的求知之心。
“求上进，知道为什么读书。这点对学生很重要。”王连铮至今这样认为,“中山基础知识教得很扎实，为我们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8年12月，王连铮考入沈阳农学院，不久随校来到哈尔滨东北农学院，学习农学专业，并一辈子与育种结缘。当年差点被日本奴化教育废掉“武功”的少年，慢慢成长为世界级大豆遗传育种专家。
他主持选育的中黄13号是迄今为止跨纬度最大、适应范围最广的大豆品种，连续五年年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是自1995年以来唯一种植面积超千万亩的大豆品种。
王连铮曾担任过黑龙江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并被俄罗斯、印度农业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他与美国维特瓦教授等合著的《温饱十亿人》一书，先后出版英文、中文、日文等版本，在国际农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不愿多谈从政经历，却对大豆津津乐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团队已经育成34个大豆品种，在黄淮海地区累计推广1.8亿亩，在东北地区推广9000万亩……”
王连铮已经85岁，但他还工作在科研一线。
世界多几个像袁隆平、王连铮这样的人，那是人类之幸。
本版稿件由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伏桂明、周贤忠撰写照片由王林、廉勇摄/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