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一两年内成功触底

　　加快创新发展，正确认识形势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条件。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回落后前景如何？这是我们在“十三五”时期直接面对的重要问题。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的系统性转换；从长期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二是从供给侧看，去产能要到位；三是从中长期看，新动能要形成。
　　在经历了6年多的增速放缓后，上述3个条件逐步形成。促成高投资的三大需求，即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正在趋于稳定；去产能有所进展，工业品出厂价格开始反转回升；尽管新增长动能在规模上还无法完全对冲旧动能的下降，但在提高增长质量效益、扩展发展空间上呈现好的势头。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非常接近底部，正处在压力和困难较大、同时已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说将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反转，而是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而是稳住了，进入L型的下边，也就是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看，这个平台有可能稳定5到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从而为我们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固基础。
　　质量追赶阶段需要更多依靠创新发展
　　目前，我国人均GDP约为8000美元，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我们要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追赶应完成于中高速增长期。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数量追赶，那么，进入中高速增长期后则主要是质量追赶。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然会在传统产业释放出规模可观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收益，化解潜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水平；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加快创新发展。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区别在于：产业升级中的大多数内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我们也要跟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赶的含义；而创新则是从无到有，我们与发达国家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进入质量追赶阶段后，创新是否足够活跃，特别是创新成功的概率是否足够高，成为能否实现质量追赶阶段发展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
　　加快创新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在这方面，政府应更“聪明”地发挥作用，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研发活动；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吸引创新要素聚集和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相应改革教育和研发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等。
　　使资源更多地流向创新活动。尽管当前服务业所占比重已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创新活动的重心所在。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创新驱动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削弱创新发展的能力，甚至导致金融和经济大幅波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的经济泡沫，把资源尽量引导到有利于促进创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鼓励各地开展创新竞争。创新要素是流动的，只有吸引到更多创新要素的地方，才会拥有更多创新成功的机会。所以，大量创新出现在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但是，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并非人为指定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地方竞争是我国以往发展的重要动力，新阶段应使改善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应给地方和基层更大的创新试验空间，鼓励形成各有所长、特色鲜明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