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东中西部基层财政状况见闻
萎缩的“钱袋子”，如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新华社杭州6月23日电(记者 李亚彪、韩洁、程士华、张翅)增长5%的收入，对应着增长11.1%的支出——这是财政部刚刚发布的前5个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大账。
钱从哪里来?如何保民生?
在多地财政收入增速从2位数进入1位数后，在地方财政盘子因财税改革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记者走进东部浙江临安、中部安徽亳州、西部重庆潼南区，到基层一线寻找答案……
“双重背景”的减法与除法压力
曾作为临安古县治的高虹镇，节能灯年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走进这座工业重镇，听到最多的两字就是：转型。
“到今年5月，全镇国地两税累计收入同比下降18%，主要原因是，主导产业正从低端粗放的照明产业，向高端LED民用照明转型。而全镇2014年工业产值中，95%来自于绿色照明产业。”镇长黄生云说。
旧的税源正在消亡，新的税源尚未形成。黄生云认为，转型期固然影响税收，但这一步必须跨出，产业不能再在低端徘徊了。
高虹镇只是地方主动转型升级，适应新常态的缩影。记者在临安市国税局了解到，全市817户重点税源企业增速迟缓。
“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24%，去年回落到个位数，今年一季度也是个位数。尽管财力在增加，可钱袋子鼓起来的速度却没有以前快了。”临安市财政局副局长胡钧说。
在亳州市，财政收入增速也在放缓。去年下半年，亳州财政收入增幅从2位数下滑到1位数，今年前4个月增幅仅5%，是近5年同期最低。
亳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张传宾说，增值税、营业税等几大税收增速低，土地出让金减少。“而过去地方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如果说新常态给地方财政带来减法，正在推进的营改增改革，则带来了除法——营业税从地方税变成了央地共享税，多数地方失去了最大的主体税种。
在临安市，营业税占地税收入近三成。因此，当前基层干部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填空”?
“改革红利”的预期与现实差距
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国家“四梁八柱”基础性改革中首个深入推进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让基层干部充满企盼。
走在潼南区大街上，满眼干净整洁，区里正创建全国卫生城。而过去，财政资金覆盖不到的背街小巷，白色垃圾随处可见。
“各级财权、事权重新划分，让我们尝到了甜头。”区财政局副局长袁邦全说，以前街道和区县“一锅吃饭”，财政资金到位量和时间都不确定，开展工作没计划，有时街道干部得自找收入；重新划分财事权后，财政足额定期发放，干部精力用在民生上，街容街貌大为改观。
路遥知马力。有些干部认为，改革红利实现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营改增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经济，但需要先培养起新的税源。
不少地方关注的，是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的重构。在他们看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是三大地方“预期税种”。
对于消费税，临安市国税局副局长叶一军算了笔喜忧参半的账：临安经济发达，消费能力强，如果把消费税征收从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仅成品油和烟草两项收入就可达6.5亿元-8.5亿元，占全市地方税收入的四分之一；不过，征收环节之变带来被征收主体之变，好比从向大象征税到向千万只蚂蚁征税，征收成本也随之提高。
“工具箱里”的开源与节流利器
“钱不够用”的同时，民生支出刚性大。那么，地方财政“工具箱里”还有哪些开源与节流的利器呢?
亳州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董雷的工具是从预算评审入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审计部门等组成第三方评审团，通过“陈述、询问、答疑、讨论”，对部门预算现场质询，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最急需的地方。“今年评审扩围，参评对象增加，占预算部门的四分之一。涉及资金从公共财政预算扩大到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实现‘四本账’全覆盖。”
临安是县级市，也是浙江省陆域面积最大的“县”，多山，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尤其大。临安市天目山镇褚凯军镇长说，镇里年可用财力包括三部分：400多万元税收分成，转移支付830万元，市里拨付的保运转人头费823万元，可用于民生、发展的，只有不足千万元的可支配财力。
在这种情况下，天目山镇正全力争取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保民生，到4月为止，已争取到4000万元。“同时，我们培植税源，发展同旅游相关的‘互联网+生态农业’，并把三公经费减少到两年前的五分之一。”褚凯军说。
黄生云手机常用的微信群，是高虹镇治安巡防群，里面不但有镇村干部，还有民警、协警。“协警工资、大街上的监控探头，都要花不少钱，可这些钱挤也得挤出来，不管财政有多紧张！”黄生云说。
“政府钱袋紧一些，百姓钱袋才能更宽松些。”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村支部书记朱习武说。近两年间，尽管财政趋紧，可上级对该村农田改造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现在全村80%农活实现了机械化，农民人均纯收入1.5万元，驻村银行网点存款已突破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