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两只鸟论”释放中央重大政策思路转变

　　1979年，当中国在市场经济岸边踌躇不前的时候，邓小平带着“两只猫论”突出重围，将中国一把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3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时，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只鸟论”悄然登上了各大宣传窗口。事实上，“两只鸟论”并不是新事物，最早出现于2006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以“哲欣”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从“两只鸟”看浙江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现在被高规格的重新提起绝非偶然，这不仅是在向前人致敬，更是在向后人宣誓。
　　历史永远是研究者最好的教材，从“黑猫白猫论”到“两只鸟论”，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改革的启动到深入，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读懂当下的中国。
　　1、对决策者而言，不管“两只猫论”还是“两只鸟论”，对而有用才是“好”理论。什么是“好”？对一个研究者而言，我们既关注价值，也关注价值观。但对决策者而言，很多时候关注的不是价值观，而是价值。有时候，纠结于标准模糊不一的价值观反而会裹足不前。就像30多年前，到底“左”好还是“右”好，既然谁也不可能说服对方，那不如就搁置争议，专心做事。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和习近平的“养好两只鸟”听上去都出奇的通俗，但其中的政策含义却并不简单，其核心思想是实事求是，用实践来说话。
　　有人说，捉住老鼠不一定是好猫，捉不住也不一定是坏猫，但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捉住老鼠一定是称职的猫，捉不住一定是不称职的猫。就像在足球世界中，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穆里尼奥，说他是个嚣张的疯子，但为什么他能在各大顶级豪门中屹立不倒？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能不停的赢得冠军。
　　2、对决策者而言，“把实体经济抓上去”就是“赢得冠军”，就是“捉住老鼠”。二季度以来，稳增长在中央政策中的权重明显提升。4月30号政治局会议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当时在《万物生长》一文中指出，政策逻辑正在逐步从供给收缩（去产能、债务紧缩）向需求扩张（稳增长）回归，随后《人民日报》微信转载了此文，导向明显。从过去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判断也逐步得到印证。一方面，很多在过去两年收紧的需求管理政策开始松绑，比如地方债置换、允许借新还旧、保在建工程等等，另一方面，很多新的需求管理工具也开始加快探索，比如PPP项目、专项金融债、汇率贬值等等。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央放出这么多“猫”，还是没有“捉到老鼠”？要么是“猫”放的不够多，要么是“猫”没找对路。目前来看，后者是主要原因，就是说稳增长的设计和落实出现了偏差。行文至此，“两鸟论”的背景逐步明朗：第一，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要加大力度搞经济，第二，由于搞经济效果不理想，下一步的政策思路要有所调整。那么，怎么去理解“两鸟论”的新思路呢？
　　3、“腾笼换鸟”，方能“凤凰涅槃”。旧的走不下去，自然要换新的。这就是所谓的“老鸟不走，新鸟不来”。什么是用“新鸟”换“老鸟”？表面上看是用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但这不是什么新思路，在这个关口提“两只鸟”显然还有更特殊的意义。
　　第一，不能只靠虚拟经济，还要搞实体经济。上半年，以股市为引擎的金融业为经济保7立下汗马功劳，如果剔除金融业的异常增长，实际的经济增速可能只有6.5%左右。这本来是一个理想的场景：改革驱动资产重配-股市上涨-促进直接融资-支持创新企业融资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股市继续上涨。但没想到的是，飞来的杠杆完全将这种良性循环变成了恶性循环：改革驱动资产重配-无序加杠杆-股市非理性上涨-监管去杠杆-杠杆资金强行平仓-市场恐慌下跌-直接融资暂停-经济转型升级受阻-股市基本面恶化，一蹶不振。
　　第二，不能只靠金融创新，还要靠技术、品牌创新。中国经济先经历了传统产业衰退的洗礼，然后又遭遇了股灾的重创，现在的确急需一场“凤凰涅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涅槃“应该是靠自主创新，技术的创新、品牌的创新”。注意，这里面并没有金融创新。这和前面的政策导向一脉相承，显示出中央对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态度可能已经发生变化：风险防范的意识更强了，加快发展的步子更谨慎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应该不会再从人民网[-10.01% 资金 研报]上看到《4000点才是牛市起点》这种文章了。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建设一个健康繁荣的资本市场，但短期来看，这给本已脆弱的市场信心又浇了一盆冷水。
　　4、稳增长。稳增长，核心在“稳”，不在“增长”。政策思路从供给收缩重回需求扩张，并不意味着回归2012年之前的大规模刺激。中国经济能连续近40年高增长已是奇迹，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还一个劲长个头。对一个中年人来说，关键是预防疾病，保持健康的体质。
　　（1）基建要稳。无基建，不复苏。但上半年基建喊得多，做的少。7月份基建投资的增速不升反降，再加上8月阅兵停工以及天津爆炸等，未来几个月基建回升的阻力还是很大。因此中央对基建的支持力度只会增强，不会减弱。一是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主要是国开行和农发行的专项金融债，以及PSL的进一步扩容。二是加快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其实政策面已经做了很多，主要是规范引导，但银行和社会资本还在观望，签约率不高，政府现在的思路是通过成立PPP产业基金来用真金白银提供引导。三是加快推出一些示范性的重点基建项目，比如以地下管廊为代表的“地下经济”，以及京津冀、新疆西藏、东北区域振兴等区域基建项目。
　　（2）利率要稳。前期货币政策的观望、内部公共融资需求的回升以及外部汇率贬值带来的外占下滑压力，导致利率受到一定冲击。目前还主要是短端，但如果央行不采取对冲措施，利率的担忧就会很传导到长端利率，影响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这有悖于中央的政策初衷。所以央行一定会出手稳利率，上周的千亿逆回购和MLF已经释放了短中期的流动性，下一步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已经箭在弦上。
　　（3）汇率要稳。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之后，中央可能更倾向于看到汇率的双向波动，而不是像市场所说的通过大幅贬值刺激出口。一方面，贬值对出口的拉动作用还要打问号，具体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弹性。另一方面，过度的贬值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以及全球经济的新动荡（这几天国际市场已有体现），搞不好反过来误伤自己。
　　（4）股市要稳。如果股市不稳，经济很难稳得住，单是交易量的下滑和IPO的暂停就可能对GDP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如果股市没有人气，下一步的国企改革、产业转型和资本账户开放都会受到巨大限制。怎么稳？中国股市毕竟还是以散户为主的市场结构，不靠真金白银很难稳的住。真金白银不是免费的，证金公司目前的资金来源显然不能支持长期托市，下一步可以逐步转向汇金，并加快引入机构投资者和长期资金。
　　5、全世界都在“以邻为壑”，我们也不会一直给别人做嫁衣。两个鸟论中还特别提到了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方法，即“高度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个大局，把鸟笼子放在全球视野中去观察，寻求更为广阔的腾挪空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转变，过去我们是“与邻为善”，但其他的国家都在“以邻为壑”，一方面通过贬值争夺有限的出口份额，另一方面通过再平衡战略推动产业回流，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在全球经济总需求有限甚至还在萎缩的大环境下，这实际上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一方面消除人民币汇率的高估，另一方面加快产能合作与输出，从国际市场下文章。
　　6、本届政府面临的环境不一定是最差的，但一定是最复杂的，对决策者的能力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既要持续高压反腐又要避免消极怠工，既要抗击PPI通缩又要避免CPI通胀，既要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又要汇率稳定遏制资本外流，既要加快转型升级又得避免调整阵痛，既要加快淘汰产能又要避免金融风险，既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又要维护资本流动稳定……最难的不是对症下药，而是如何面对多个病症做好平衡，这正是当下决策者的挑战。
　　7、对市场来说，尽管风口还在，但股灾已经把“牛”远远的甩出风口，又重重的摔在地上。未来A股要想恢复牛市，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往回走，这恐怕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从宏观的基本面来看，支持市场繁荣的风口依然还在。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从不动产到金融资产的资产重配趋势并没有改变。不过现在受伤的A股迫切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短期来看，受伤的身体需要恢复。这次A股飞的太高，摔的太快，导致身体受了重伤。一方面，很多高位入市的资金仍然淤积在市场内，需要慢慢换手，另一方面，急速的下跌导致很多杠杆资金被迫平仓，私募基金被迫清盘，股票质押被迫赎回，再加上很多灰色的杠杆操作，很多企业和个人可能陷入债务泥潭，需要慢慢消化。
　　（2）中期来看，受伤的心灵需要安抚。一方面，6月股灾造成的全球蝴蝶效应还在继续：A股暴跌-国内财富效应缩水-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被迫一次性贬值-市场恐慌-央行抛美元资产（美债）干预-美元贬值-美股下跌-全球市场恐慌-A股恐慌……这个循环太过庞大，以至于没有单一的力量可以终结。即便是汪洋副总理和美国财长通电话，也很难改变其中的一个环节，更何况是整个系统。另一方面，过去是股票牛市支持改革转型，反过来支持牛市，但现在如果股市走弱，就会形成反向的恶性循环，影响大家对于改革转型的信心。罗马虽然可以一日之间土崩瓦解，但要想重建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8、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波渐入高潮，要对外部风险有充分的准备。去年的卢布以及近期的人民币、坚戈、林吉特贬值不是孤立事件，都是金融危机第三波激起的涟漪。我们曾在2013年5月伯南克暗示退出QE时提出《金融危机第三波已拉开序幕》，并梳理了三波金融危机的演进逻辑：第一波是银行业危机，发生在中心国家（美国）的私人部门，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私人部门去杠杆和公共部门加杠杆；第二波主权债务危机随后在次中心国家（欧猪五国）的公共部门爆发，其结果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同步去杠杆，全球总需求陷入萎缩。第三波综合性的货币金融危机由此传染到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的外围国家（新兴市场），其结果是新兴市场陷入经济衰退和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而这可能会反过来对发达市场形成拖累（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波动），引发全球性的恐慌。
　　从2013年开始，金融危机第三波层层递进、渐入高潮。2013年是前奏，QE退出的预期已经让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比如经常账户逆差、外汇储备不足、经济下行较严重的印度、南非等国。2014年是上半场，随着QE的加速退出，又有一批经常账户相对稳健、外汇储备相对充足、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的国家随之倒下，比如俄罗斯。2015年我们已经步入下半场，美联储加息成为新的风险源，从越南盾到哈萨克斯坦坚戈，一些经常账户顺差较大、国内经济较为稳定、外汇储备较为充足的国家货币也在相继倒下，人民币基本面最好，但也积累了不小的贬值压力，逼迫央行一次性贬值。
　　往后看，“覆巢之下无完卵”。现在基本面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只是暂时推迟了危机，但并没有完全解除风险，如果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无法完成改革转型，该倒下的最终依然会倒下。对中国来说，我们虽然是新兴经济体中基本面最好的，但也有必要对风险做好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