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能，助推世界经济发展

　　陈建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埃里克•伯格洛（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达娜•基里亚科普卢（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研究部主任）

　　斯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复苏乏力

　　发达国家政策不确定性或殃及全球

　　陈建奇：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基础仍不稳固。美国将继续引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减税及基础设施升级短期内有助于促进其继续增长。相比之下，日欧经济疲软态势短期较难逆转，英国“脱欧”等事件增大了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低位运行的局面难以改变。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将逐步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增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乃至全球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印度经济将延续增长态势，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反弹有助于改善俄罗斯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的状况，但受到美元加息引发的资本跨境流动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面临资本流出乃至金融危机的风险。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出台的政策具有巨大不可测性，这将构成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英国将以何种方式脱离欧盟的问题尚未确定，更令人担心的是，英国脱离欧盟后经济如果继续保持增长，那么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可能效仿英国“脱欧”。上述事件或将对全球造成影响，滋生民粹主义，核心是加剧逆全球化的风险。

　　埃里克•伯格洛：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可能不像去年同期那么令人沮丧，但突出问题是不确定性增大，不仅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全球经济的基本规则也面临重大不确定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等，一系列国际贸易安排面临着几十年来少有的脆弱。欧洲的安全也面临潜在挑战，甚至美国是否会继续遵守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承诺也出现令人担忧的迹象。

　　华民：在长期调整中，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发生了结构性分化。今年，欧洲发生的分裂，特朗普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政策取向，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所以，尽管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窗口已经开启，但是2017年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力的一年。

　　丁一凡：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虽然有所好转，但增长率仍落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分歧。美国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还在实行“负利率”，这些差异会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为这些经济体发行的货币都是“硬通货”，它们之间的汇率不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外溢效应，发展中国家也会遭到池鱼之殃。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2017年，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1.75%至2%之间，远远低于1980年至2000年间3%的年增长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资产负债及生产率降低等问题，将继续阻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或将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速，2017年将达4.5%—5%，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2.5倍。

　　至于不确定性，我担心美中经济关系出现不稳定的变化，这会给国际形势带来重大风险。特朗普政府若打压中国，那将会犯下历史性错误。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中国也肯定会有回应，这些会给两国带来重大损失：中国的出口和就业显然会遇到下行压力；美国消费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低物价过日子。一旦美中贸易战发生，美国中产阶层家庭将会成为最大受害者。

　　达娜•基里亚科普卢：政策不确定将成为2017年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特点。2016年我们经历的几个重大政治冲击事件还只是“彩排”，今年，英国将正式启动脱欧程序，特朗普将正式就职。新兴市场国家在这其中面临风险。欧洲在2017年面临3场关键选举：法国、德国以及荷兰。此外，意大利银行问题仍然对欧元区构成重大的系统性风险；希腊债务危机也远未解决，债权人之间以及债权人与希腊政府之间关系高度紧张，我们可以预测危机会重新列入议程。

　　余淼杰：2017年，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主要还得依靠新兴市场经济体。欧洲经济继续疲软，美国经济政策或将逆全球化，不利于全球自由贸易的进展这两个趋势是明显的。日本经济虽然稍微稳健，但其经济增速预计只有0.6%左右，很难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因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计2017年经济增速可以实现6%以上，同时国内市场得以有效扩大，居民消费稳步提高，预计今年中国进口也将有所提升。另外，将有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口和投资双管齐下，将为相关国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勇于担当

　　中国积极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斯蒂芬•罗奇：中国经济结构可能继续调整，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同过去大有不同。中国将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十三五”规划中设定的这一政策对其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这一政策有可能还会对过去15年来依赖中国发展的其他经济体和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中国实施的资源驱动型政策曾极大促进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不再以资源为导向而是以服务业为导向，这些资源大国将会遇到新困难。相反，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发达的经济体则赶上了顺风车，无疑会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受益者。我在2014年出版了《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一书，预测中国服务业将会不断扩大，到2025年规模有望达到4万亿至6万亿美元，这会给美国带来巨大机会。但是，我也担心，如果特朗普政府选择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种机会毫无疑问会被白白浪费。

　　陈建奇：尽管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6%以上，将继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对其增长的贡献将继续保持前列。此外，中国经济改革将助推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继续推进，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不仅将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而且会促进铁矿石等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雾霾等生态环保问题也将倒逼中国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低附加值产业可能加速转移，促进全球产业分工的持续优化调整。更重要的是，中国进入了海外投资的高峰期。大量对外投资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也助推国际投资等经贸合作深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产能合作等将持续深化。

　　华民：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大要素仍然是劳动力资源，因此加工制造仍然是其活力和优势所在。中国通过加工制造可以给世界经济带来两大效应：第一是中间品进口，第二是资源和原材料进口。这不仅可以对全球贸易产生积极作用，还可以促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逐渐回暖，加快世界经济复苏。

　　余淼杰：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最大商品出口国，为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制造品，这大大降低了出口目的地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二是中国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从日韩等国和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和核心零部件，为对方出口部门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三是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投资主要以能创造当地就业岗位的绿地投资为主，其中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投资发达国家，以节约成本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主要投资发展中国家，两类对外投资都直接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直接拉动对象国经济复苏。

　　埃里克•伯格洛：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保持良好，但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可能会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延续这些政策，可能因此影响其实体经济的调整改革，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和不良贷款水平高的金融部门。中国需要继续提高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力，就像过去十几年来成功做到的那样，这将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进一步整合提供方方面面的机会。从长远来看，我也看好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巨大机遇。

　　达娜•基里亚科普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走钢丝”难题，需要平衡经济持续增长和保证就业的需求，需要改革低效、过剩的行业，将其转型到新的、更具活力的领域，比如服务业。向新型经济的过渡将在短期内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挑战，但从长远看，转型将给各国提供巨大机会，为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创造新的空间。

　　聚焦领导力

　　推动世界包容性发展和普惠大众

　　斯蒂芬•罗奇：达沃斯论坛一直被认为是讨论全球化议题的盛会。但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到法国和意大利的潜在冲击，更别说“死亡中”的TPP了，全球化目前受到诸多方面的冲击，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备受关注。全球化给全球生产面的资本带来了巨大利益，但对劳务方面带来的破坏性压力则说不清。来自不少国家劳工阶层的日益不满正在西方世界引起深刻的政治变化，这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实际上，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具有悠久历史，并且常常充满激烈的斗争。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强调的地缘战略扩张，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经济体的支持，注定会失败。目前，由于危机之后经济复苏疲软，美国正在以一个富裕而繁荣的发达经济体的角度来应对这一难题。而中国的实力还不足，按人均收入计算还较低，还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历史上，这是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走向高收入繁荣之路的最后障碍。对中国来说，只有全心全意进行改革，全面调整好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宏伟目标。

　　埃里克•伯格洛：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中国国家主席将首次出席。这成为中国加速对外开放的另一力证，同时也表明中国希望借此会议发出倡议并建立合作。非常重要的是，达沃斯还可以提供机会讨论如何确保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得以保持完整和实际执行。本届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但我不认为论坛能够回应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所折射的社会问题。

　　陈建奇：除了对全球经济形势的讨论，我认为国际社会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以下问题：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降低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尤其是美联储今年可能会3次加息，由此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资本更大规模流出，货币政策及汇率风险都将受到影响。二是世界各国需要将结构性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不是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近10年，全球经济治理依然面临重大结构性问题，只有更加重视改革，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世界各国应更加重视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个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感受的不对等，需要更加重视包容性发展，把合作共赢放在更突出的地位，让增长的成果更多惠及普通大众，才能促进全球化等深化推进。

　　应势而为

　　“一带一路”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高频词

　　陈建奇：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也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今年中国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世界同样寄予厚望。一是期待中国能够继续提出促进全球化深化发展的理念思路。尽管出现逆全球化苗头，但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大势所趋的这一基本判断没有变。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国际社会也期待中国能够释放倡导深化开放合作的政策举措。二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提出区域乃至全球的治理新理念，避免全球出现无序状态。三是针对“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的合作能够有更加务实的倡议，推动“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等政策能够更快落地。

　　埃里克•伯格洛：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力挺开放和全球化政策抱有很高期望，尤其在全球化核心机制遭受挑战、美国承诺减弱的情况下。中国在维护和进一步发展当前贸易结构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更高的需求。全球化正在从货物贸易转向知识产权贸易，这给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国内市场较小的国家提供了许多新机会。当然，也正是这种发展受到了反全球化等威胁的挑战。

　　丁一凡：“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甚至被联合国文件所引用。“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式引导发展的代名词。许多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也纷纷表示要与中国商谈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事宜。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总结投资经验，商讨如何规避风险，克服基础设施建设中遇到的障碍。同样，在全球经济再度陷入极大的不确定时，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也弥足珍贵。

　　余淼杰：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旷日持久，难以成功收官；美国主导的TPP又近乎夭折，有效地促进地区经贸和贸易全球化的希望落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等进程上。“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经贸国同时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国。今年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对推动地区经贸合作非常重要。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乏力，其外需相对疲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金砖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规模最大、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果五国能够成功建立起自贸区，可以与RCEP相得益彰，大力推动贸易全球化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