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３）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葡萄园内，农民准备进园采摘（2017年7月13日摄）。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包产到户让土地由合到分，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土地流转让土地由分到合，实现规模经营；近年来，小岗村又兴起了智慧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农业。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改革，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新华社记者郭晨 摄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６０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２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３０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３５岁的严金昌和另外１７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３０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１０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１０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５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５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９０００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４．７１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３５％。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８７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１８８．８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福建省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展示林权改革后领到的林权证（2017年6月16日摄）。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2002年，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新华社记者林善传 摄
上世纪８０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１６４户村民守着２．６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２００８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２０１６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２０１７年５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ＧＤＰ，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１６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脱胎换骨”。
贫困地区党员干部不再唯ＧＤＰ，贫困乡亲的生活小事成了他们的心心念念。
罗军元，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书记。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２４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２４个８０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在江西井冈山下七乡，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卢琼芳在自己的“农村e邮”服务站点内展示当地特产井冈红米（2016年2月2日摄）。卢琼芳于2015年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借助网络平台销售贫困户自产的特色农产品，为他们实现了增收的同时也圆了自己的创业梦。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是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新华社记者李贺 摄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１．７万多个包裹，价值１６０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４６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１８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２４４６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山东沂蒙山的农民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竟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６０００公里外的中东迪拜。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种出来的水果只在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将蜜桃卖到迪拜的人叫刘宗路。
２０１５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路途遥远，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别人听个热闹，刘宗路却上了心。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越发觉得万里之外有商机。
他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４万斤蜜桃到达迪拜，基本完好无损，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了十几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
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脱贫的万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