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扶贫开发从可有可无转为主要工作

　　26岁的小伙子兰金祥背着几个月大的儿子，两条红布带交叉打在胸前。他的身后，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茅草房，木条上挂满被烟火熏黑的毛絮，所谓的“门”就是一块由竹篾编成的“板”……

　　这是记者近日在国家级贫困县贵州荔波采访时见到的一幕。时至今日，我国西部山区依然存在类似的贫困景象，与之印证的是一组沉重的数字：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部发达省份“富可敌国”的同时，我国每天收入约1美元的贫困人群超过7000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走出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

　　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贫困人口数量多。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

　　贫困区域分布广。全国不仅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

　　贫困程度依然深。全国还有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全国还有7.7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不通客运班车，83.5万个自然村中，不通沥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数33万个，占39.6%。贫困人口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重超过40%，需要搬迁的贫困人口近1000万。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从粗放“漫灌”到精细“滴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握拳出击”。“每年各行各业的扶贫资金不少，但我们以往条条管理的方式，使得钱到了地方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坦言，“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对”。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从“可有可无”到“硬性考核”。“以前地方上政绩考核多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干得好没奖励，干得不好也没有处罚。”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随着各地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成为考核“硬指标”，扶贫开发将从“可有可无”转为“主要工作”。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小康标准和西部地区的肯定不一样。”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2020年，目前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