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无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只做应该做和能做的事情，均应发挥主观能动性。

　　离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还有4年多的时间，三大任务中,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都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而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仍在积极研究中。总体方向正如楼部长所言，与1994年财税改革不同的是，本轮财税改革强调“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而非“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一词之差可发现其背后治理理念的差异，这意味着无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只做应该做和能做的事情，均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由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中国公共财政论坛·地方财政与中国经济发展”近日在京举行，国内财政界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财政改革、财政与经济发展、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明确事权财政才有效率

　　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失衡主要表现在地方与事权对应的财力不匹配上。他分析道，中央政府的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不到50%，地方占50%多一点，但地方支出占85%还要多一点，中央支出只占14%左右。等于是地方政府每花1块钱，有4毛钱要等着中央给钱。中央上收支出责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优选方案之一。如果不从这个方向努力，中央与地方财政失衡的关系很难有突破性进展。

　　在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看来，问题还不光表现在量上，给付时间也是一个问题。中央政府支付的科目和时间与地方政府安排预算的科目和时间是不可能全部吻合的。据他了解的情况，各地挪用科目的钱是很平常的事，比如把卫生的钱安排在教育上，先花出去了，下次教育的钱下来再把卫生的钱还上。因此中央与地方在资金给付与支出的时间差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最好是同步或尽可能地同步。

　　许善达特别提到，这次营改增要减9000亿元。这么大的减税规模谁来承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何释放这个压力？他建议在营改增推进的同时，尽快将消费税改革提上日程，即将消费税划转到零售环节，划给地方。营改增和消费税划转零售业两项改革应同时推进，这样有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特别是为地方财政营造一种更好的运行环境，地方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合理的财政体制架构应该是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财产权，然后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通过市场横向的约束以及上级的债务监管，将地方政府约束强化起来。没有事权的明确，财税改革就失去了根基，而单一制体制下，会出现事权层层下放的局面。中央集中大头的收入，又通过大量的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形式划拨给地方，这一来一回，如此多的机构，如此多的项目，这么大的规模资金转移是很难确保效率的。魏加宁认为,改革思路应该是先明确事权再分财权，但是在分事权之前又应在行政区划上有一个较为彻底的改变，如压缩省级范围及权限，五级政府变三级政府等。这对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应该是有帮助的。

　　中央与地方合作共赢

　　地方债是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负担，解决不好同样会影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目前对于地方债的处置是由央行指派任务给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魏加宁认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解决货币的投放。过去国家主要靠外汇占款投放货币。现在资本从流入变成流出，通过买地方债的方式可解决投放货币的问题，同时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让地方的红利也能发挥出来。其次要有明确附加条件。魏加宁强调，央行买地方债不是说哪个地方政府的债都买,应以财政改革、国企改革、国有资产重组等方面做得好为前提。央行有了这个信号以后金融机构才会有积极性去买地方债。这样做也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加快改革，地方政府只有加快改革，地方债才能发出去，进而经济才能够有新的活力，地方债务风险才能真正化解。

      此外，与会专家还提到，中央财政拨付资金促进地方化解过剩产能实际上是中央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的的又一个积极举措。“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首要任务。今年2月份中央财政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的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用于解决职工安置问题，由工信部组织完成。在处置这项工作中，中央与地方扮演的角色，用工信部副部长冯飞的话讲就是“地方组织、中央支持”。

      （记者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