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中国亟待发展实体产业 房地产业有金融风险

　　实体产业离不开金融和贸易的有效支持，但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在经济有效增长的常态环境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能够在彼此优势互补的情况下相互促进，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存在，而非绝对主导力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作为皮与毛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不能被颠覆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下一步，是要严防实体经济出现虚脱，还原具有足够创新力的微观市场主体本应拥有的营商空间。

　　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及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无论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而需配套推行的深化国企改革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还是强调坚持引导市场预期，提高政策质量和透明度，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住市场预期，其目标指向都十分明确：通过有效的产业、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执行，在防范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同时，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过去一段时间来，围绕这五大任务具体该怎么推进，经济界还存在争议，比如到底是“降成本”还是“补短板”先行。主张“补短板”先行的，着眼点在宏观，看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不足之处甚多；主张“降成本”先行的，更多站在企业角度看微观，认定现在最大问题是企业负债过重，成本高企，政府理该多减税。从决策层“多措并举积极稳妥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表态看，可理解为不是简单地“去”杠杆，而是降低杠杆率，以减少非金融企业杠杆压力，同时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成本。而“多措并举”，就是补政策短板，下一步就看各级各地政府及有关市场主体如何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切实贯彻执行了。

　　最近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格外复杂。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由于全球经济担保人体系正在发生裂变，美欧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缺氧”，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驱动乏力，过去那种依靠“直升机撒钱”的政策安排，其边际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经济愈发不稳定的情况下，“黑天鹅”出现的概率变得越大，以至于没有人能精准给出全球经济走势的确定性预期。事实上，从上周在北京钓鱼台芳华苑的“1+6”圆桌对话来看，包括世行行长、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总裁、世贸组织（WTO）总干事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人等在内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无不担心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尤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等，都会给原本就动荡不已的世界经济再添新的不确定性。而作为与全球市场高度联动的超级新兴开放型经济体，今天的中国角色已经大变，已是必须随时做好应对全球性经济冲击的复杂经济体。再进一步，由于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也是深受经济金融化趋势影响的独特新兴大国，这使得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经济规模发展到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受到美欧乃至日本经济政策甚至经济思维影响甚深的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不少深层次问题，既是过去这些年经济发展沉疴的陆续表达，也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诸多经济病症在中国的变相存在。

　　就以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抑制资产泡沫来说，正如有媒体指出的那样，这表明中央已经对危险系数不断增大的房地产泡沫十分警惕并高度戒备。而房地产泡沫的制造以及因为泡沫破灭而触发的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并通过极为敏感的金融传导机制，在全球造成的一轮又一轮金融危机，正是日本、美国的“杰作”。众所周知，日本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地产神话演绎到了极致，而随后爆发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则击穿了日本的经济雄心，致使日本意欲超越美国的梦想彻底破灭；至于美国经济，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严重失衡，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不断扩大，必须寻找不断补充经常性逆差的来源，以确保其资本项目下的顺差。为此，美国利用其话语霸权大肆炒作新经济概念，通过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输入美国，并凭借其国家信誉，吸引诸多国家大量购买其国债，间接地支持了其经济繁荣。但随着科技股泡沫破灭，美国资本市场引资功能开始减弱。此后，美国通过房地产市场来保持资产价格上升态势，于是过剩流动性通过新的信贷工具流向房地产市场，在缔造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之后，激发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直至破裂，资金又离开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进入大宗商品市场，成为推动大宗商品通胀的主要力量。只是每次遇到金融危机，美联储都习惯性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救市，借此转嫁本国金融危机。

　　就我国而言，近30年来基本上围绕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主轴，不断扩充贸易和金融的行为边界，尤其在城市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房地产业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日益占据核心价值链地位，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成为蕴藏了极大风险的高危产业。不客气地说，房地产业早已扭曲了不少地方的经济结构。因此，尽管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一直是中央政府施政着力点之一，但在落实过程中，相关措施往往停留在对房地产价值链终端环节的修补上，没能在房地产价值链上游环节动手术；各级各地政府迟迟不能告别“土地财政”、“土地经济”，使得所有针对二级市场的撒手锏，最终都将调控成本转嫁到刚性需求的市场主体身上，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助推房价上涨的格局。

　　严格说来，本身属于服务业的房地产业并不能真实代表实体产业，它是蕴含太多金融要素并积累了太多金融风险的另类产业。因此，当前中国亟须发展的实体产业，是以华为为代表的真正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创新型企业，是在“双创”大潮中催生的能激活市场主体营商与创新禀赋的各类中小科技企业，是那些经过技术改造焕发活力的传统制造业。当然，实体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和贸易的有效支持，但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在经济有效增长的常态环境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能够在彼此优势互补的情况下相互促进，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存在，而非绝对主导力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作为皮与毛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不能被颠覆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下一步，是要严防实体经济出现虚脱，还原具有足够创新力的微观市场主体本应拥有的营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