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新常态与经济改革

　　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使得我国在城市化率很低的情况下出现民工荒和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的局面。上述制度的制约也使刘易斯拐点①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的提前来临意味着我国把人口红利②浪费了很多，意味着很多本该来到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制度原因没有一直呆在城市。人口红利没有被城市部门全部吸收而是浪费在了农村农业部门。制度扭曲还使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峰值提前出现，进一步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竞争力。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其主要经济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相比在逐渐降低，主要表现就是出口增速放缓，长期而言则可能产生贸易逆差；二是城市化速度放缓。在出口增速和城市化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明确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新常态的核心是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把经济增速预期调低到7%左右。
　　人口结构改变后，劳动人口中年轻人减少，平均年龄的提高使得劳动人口的创新能力变弱，加之未来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不再是几乎无限的。这样一来，过去我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和工资水平持续较低的两个现象将逐步改变。伴随着这两个经济特点的变化，为了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大趋势下维持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保持中高速增长，必须设法增加有效的劳动供给水平。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第一，提高技术水平，用提高劳动效率的方法来缓解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影响，其主要手段是破除垄断。第二，彻底废除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要彻底废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从政府收支的角度讲，须从两方面进行调整：（1）调整政府的税收结构，改革税收收入分配制度。可以考虑是否可以把一些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中央政府，重新划分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提高地方政府在共享税中享有的比例，甚至把一些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对称。（2）改革政府支出结构，减少生产建设性投资，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尤其注意增加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投资。还可以通过放开垄断性行业的进入门槛来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农村土地的科学流转。可以考虑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确权登记，并进行电子化管理，允许上市交易，通过建立类似股票交易市场的交易平台来把这些上市交易的土地承包权予以集中。等到土地集中之后，就可以开办农业公司，通过公司的财力和人力对这些集中之后的土地进行规模化管理，实施机械化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