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国际接轨到为世界定规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已成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大国外交的关键词。

　　制度性权力是大国重要的战略资产

　　人们常说，世界上有三类企业，一类企业做生产，二类企业搞研发，三类企业立标准。大国的企业，除了要重视制造和研发以外，更要重视标准建设。这里的“标准”，对于大国外交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和建立国际规则，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发展成果以及有利于自己和外部世界共同发展的成果固定下来。这些规则所构成的体系，就是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

　　当今世界的制度性权力分布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们构成大国所以为大国的战略性资产或核心资产；围绕制度性权力的生产和竞争，甚至形成庞大的产业。如果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构成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一定意义上就构成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西方大国过去主导国际体系，非常重视对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的经营和维护，经年累月，形成了一套对其有利的国际规则体系。例如，在政治领域，坚持将西方式民主制度树立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的“普世标准”；在经济领域，牢牢把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的制定权，通过国际分工体系的塑造，确保自己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最大利润；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通过一系列认证体系、语言推广、评奖体系、媒体议程设置、发展指标、评级体系等，引导其他国家按照西方树立的社会文化标准方向走。对这些制度性权力的垄断，使得个别西方大国掌握重要的制度性话语权，由此使得制度性资产的生产和维护成为其主导国际体系的支柱产业。正因为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美国对这块战略资产格外重视，严防其他国家对美国制度性权力资产的挑战，并将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定义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1月所作的国情咨文和2015年10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时，两次指出“不能让中国等国书写和制定国际规则”“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反映了美国对这块战略资产的高度防备心理。

　　从与国际接轨到为世界谋规则定规则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人习惯说“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一时成为流行语。客观地说，学习借鉴外部世界已有的先进管理经验和通用的规则体系，对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是必要的，也是总体有益的。但是一个有抱负的大国，如果总是停留在与国际接轨的受动思维上，往往很难成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引领性大国。有的时候，等我们刚刚学会已有规则的时候，别人又将规则变了，这样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被动学习，只能是个“跟跑者”，而不是“领跑者”。何况，过去30多年，中国几乎参与了绝大部分公认、通用的国际规则体系，成为绝大部分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体系的成员。因此，中国已经走过了参与大部分国际规则体系的阶段，下一个阶段不是“接轨”的问题，而是必须谋规则、定规则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究竟哪些是国际规则、哪些只是打着“国际规则”的幌子实际上只对霸权国家有利的规则缺乏必要的鉴别，有时也出现盲目“与国际接轨”的行为，造成对国家利益不利的局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从与国际接轨的受动思维，转向为世界定规则的能动思维，意味着我们无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是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化建设上，都必须有自觉意识和自信意识，积极有为，从“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这个思维转变，无疑对内政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实际上，我们一定意义上已经为国际关系探索出了许多新规则。从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来说，中国这样规模和人口的国家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道路的一个范本，打破了个别国家将其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视为“普世”的神话，虽然中国不会像有的国家那样去输出制度模式，但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体系本身就为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定规则

　　积极有为地定规则关键在于确定方向，然后才是规则的内容。为世界定规则的方向，在于有利于构建对更多国家及其人民有利的国际规则，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有利的规则，对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利的规则，这样才能突出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对世界的道义责任，赢得在新型制度性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近年来，围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规则，中国与相关国家作出了不少积极的努力。 2015年，中国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共同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在国际上反复强调正确世界历史观的重要性。这一定意义上是在倡导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规则意义，防止国际关系发展脱离正常的轨道。在大国分歧的管控上，中国强调要摒弃冷战对抗思维。在发展议程上，中国把有利于更多国家及其人民发展的规则，摆在国际贸易金融规则改革的优先位置。在文明交流上，中国强调要交流互鉴，和谐共生，而不是相互贬低。

　　在新型国际关系规则构建过程中，国际社会需要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不能像过去的国际关系那样，只是“强者立法、弱者守法”模式，或者个别国家“一言堂”模式。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协商民主，通俗地说，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共同商量着办，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共生的原则。中国提出的 “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个中会涉及到很多国际规则的创新，只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共生的原则，产生出来的新型国际规则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积极有为地争取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世界视野，培养一大批拥有坚定的国家利益立场，同时又有对世界事务深刻阅读理解能力的国际关系管理人才。 “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国际规则都是靠人去制定和执行的，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既重视自身国际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也重视培养他国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国际行政管理人才。

　　□苏长和（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