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及其发展态势

　　刚刚结束的G20峰会所取得的共识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全球化会否逆转的担忧也弥漫会场内外。从中国的情况看，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贸易的不景气令中国不得不致力于积极财政政策。本文试图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前景。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过去20年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唯一的遗憾是名义GDP增长、实际GDP增长与CPI之间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CPI的所谓模型有关。如图所示的几条曲线便是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的作品，显得非常有意思：
　　（1）从人民币计价的名义GDP增长看，过去20年年平均高达12.87%（如包括2016年，则年均增长12.6%），其中的7年更高达17%以上；特别是中国经济在1999—2008年堪称“黄金十年”，其中2007年更达到十分惊人的23.19%（虽然低于1994年的36.34%、1993年31.18%和1995年26.12%；但2007年GDP总量是1995年的4.40倍，同时1993年-1995年通胀的贡献较大），堪称奇迹！但潮涨就有潮落，2007年也成拐点之年，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出现，导致2009年经济“陡降”，当年名义增速仅为上年一半，从此角度看，当年的“四万亿”政策有其必要性。
　　（2）以美元计价的名义GDP增长率也很有趣（数据来源于IMF）：一是1996年-2007年的12年，美元计价GDP名义增长曲线和人民币基本同步一致，唯一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6.9%，导致2007年美元计价的GDP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8.83%；二是过去20年中，美元计GDP名义增长率的峰值（29.34%）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这非常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反思：我们的预警机制发挥作用了吗？汇率问题同样突出地反映在2011年24.16%的名义增速（美元计）。
　　（3）上图中以美元计GDP的实际增长率是个理论值，即以美元计名义GDP减去CPI，这可能和实际有偏差；事实上，笔者同时计算了人民币的名义增长减去CPI，再考虑当年汇率之公式，笔者发现，两者在个别年份差异较大，但波动趋势几乎没有变化。
　　显然，2005年-2008年及2010年-2011年的升值对此产生正面影响，而2014—2015年的贬值是有一定的负能量的。如此得到的增长曲线非常有趣：进入新世纪的前15年（2000—2014年）几乎均为双位数增长，而2007年增长率竟然超过24%。显然，中国入世红利释放是关键之一。其次，2005年-2008年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基本面非常优秀的体现；但2009年的“陡降”本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一定程度上我们被2010—2011年的“虚火”所迷惑，笔者对于人民币竟然升值至2013年底分外惊讶，当然如果我们能漠视来自于美欧压力的话。
　　需要说明的是，2016年上半年的美元计GDP数据之所以是负值，主因是去年6月30日人民币汇率是6.11，而今年是6.63，即期间贬值幅度达到8.51%；相信2016年全年数据不至于负增长，但能否达到5%，目前尚难确定。在中长期贬值预期成为主流的情况下，美元化后的中国GDP再维持如过去20年那样的高增长已然是不太现实了。
　　从外贸依存度看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黄金增长期的主要推手之一是“入世红利”，曾几何时，中国因为外贸依存度超过50%而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典范，特别是2005年-2007年连续三年超过60%。即便是被称为外向型国家的日本也仅有30%。而外贸第一大国德国2015年在进出口下降11.9%的情况下，外贸依存度仍达70.88%，而其峰值是78%。以过去20年的数据看，凡是外贸欣欣向荣的年份中国经济就会蓬勃发展，反之则会萎靡不振；外贸非常糟糕下，即便财政政策使出洪荒之力也是效果尔尔。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退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水准。目前30%的依存度短期基本是谷底了，长期如何仍需观察。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外贸依存度峰值出现在2006年（64.24%），这比GDP峰值（2007年）早了一年；这同时说明加入WTO的红利实际上早在10年前便已开始边际递减。次贷危机彻底终结了WTO红利，只是全球贸易回归上世纪的“老常态”而已。
　　中国和美国的GDP比较
　　中国对于国际地位是非常看重的，特别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的观点很是流行。从IMF的数据看，中国2015年GDP约占全球的14.2%，已然是全球第二；约为全球老大美国的61.2%。
　　从历史的比较看，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1990年中美之比为6.72%、2000年的12.04%到2010年的40.1%、2015年的61.2%。另一方面，从同比增幅的残差（本年占比-上年占比）分析，则可以更好地反映出中国和美国GDP差距缩小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考虑到两国汇率走向的不同路径，中国GDP与美国的占比达到75%所需的时间可能远超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预期。
　　中国如希望进出口继续拉动、至少不负贡献于GDP，那么贬值也许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中国如希望拉近和美国的GDP差距、提升中国GDP的国际份额，则不能贬值过快。在不考虑资本外流的情况下，还应考虑预期管理。这显然不是个有趣的课题。
　　总之，由于实际增长率有过多的扰动因素，因此名义GDP的表现更有分析意义，特别是小康标准之一是名义GDP翻两番。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在国际经济中的比例、减少和美国的差距，那么我们更应把如何令名义GDP回升至双位数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只有高度重视进出口贸易，至少使其不拖经济增长的后腿，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或所谓的L型才能有保证。在新常态的情况下，如何在全球市场化的窗口——进出口领域推进经济转型与发挥市场的关键作用，适当淡化“量入为出”策略，当是可供考虑的方向。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政策应成为实体经济的指路明灯，而不必成为铁轨上的通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