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改全面放开之后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烟草专卖局日前宣布，自2015年度起放开烟叶收购价格。1978年以来开始的农产品价格改革，历经36年曲折过程，终于告别政府定价，价格全部由市场形成。对于中国农业产业和农产品市场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国内棉花主产区山东德州的棉纺织企业仍然在熬日子。位于武城县的德元棉纺织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杨洪文1月8日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目前能够感觉到国内外棉花的市场价差缩小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棉纱价格还在下行，所以棉纺织行业还是很艰难。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表示，近年来国内外农产品出现很大差价，国内价格高，国外价格低，这就形成了“堰塞湖”。农产品进口数据也佐证了黄季焜的判断，2013年中国进口粮食8402万吨，2014年粮食进口预计突破9000万吨、牛羊肉58万吨、猪肉55万吨。
杨洪文与德州众多棉纺织企业都经历了近4年进口棉与国产棉价差一度高达每吨4000-5000元的那种情形，由于成本高企，国内棉纺织企业跟国际同行相比，失去了竞争能力，80%的企业都在限产，有的企业甚至停产、倒闭。
根据国务院部署，目标价格试点正在进行中，在新疆试点棉花、在东北和内蒙古试点大豆。国务院参事杜鹰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15年目标价格试点不会扩大，仍然在原来范围内试点。”
解决之道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三农”问题，如今已经摆在面前，这是2015年开年就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在国内粮食总产量取得11年连增、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很多问题也显现出来。以后农业发展再按照原来那条道路、那种方式走，是走不下去的。
要破解农产品价格“堰塞湖”问题，显然难度很大。
陈锡文表示，上下左右都框死了，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这边有黄灯，那边有红线。但是农业不能不发展，“于是就有了新命题，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创新，去获得改革红利，这是制度创新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政府要转变行为方式、发育完善的市场、调动农民积极性等。另一方面，农业必须改变已经形成的增长方式，要优化结构，更好地利用资源，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要避开目前面临的问题。”他说。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选择两个思路去解决，既要不断改革创新，同时也要过日子，饭不能不吃，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还要‘带电作业’，很多体制一下子改不过来。但是经济运行不能停下来，所以问题要一步一步去解决。”陈锡文说。
根据国务院部署，目标价格试点正在进行中，在新疆试点棉花、在东北和内蒙古试点大豆。2014年国家制定的新疆棉花的目标价格，比去年临时收储价格还要略低一点，使得棉花产区适当向新疆集中；而大豆目标价格，比上年临时收储价格高一点，目的是抑制东北大[微博]豆继续滑坡的态势，使得东北大豆产量能够稳定下来。
在杜鹰看来，政策性收储不能承担保收入职能，还影响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所以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价补分离。价格与补贴分离，通过目标价格实现。
目标价格，就是与特定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相挂钩的一种补贴方式，目的是在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时，通过价差补贴方式补偿种植农户的收益，达到促进农业平稳发展的目的。
杜鹰认为，在转变调控方式上，推动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向目标价格补贴转变，可以实现价补分离，建立目标价格体系后，把暗含在收储中的补贴剥离出来，交由目标价格去完成，这样农产品价格就解放了，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农民又可以通过目标价格价差补贴的方式，拿到应得的补贴。只要形成上限和下限，在这个区间波动，可以不去干预。
眼下目标价格试点正在进行中，市场定价机制已经开始起作用，并取得成效，目前国内外棉花差价已经明显缩小。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外棉花差价是每吨4000-5000元。2014年12月底，已经缩小到每吨大约2000元。
库存积压也得到改善，实施目标价格后，不再增加库存，原有的库存慢慢得到消化。棉纺企业的效益也有所改善，尽管今年棉纱价格也在往下调，但是棉花价格比棉纱走得低，企业会从中获益。
杨洪文说，棉花加工和纺织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能活下来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杨洪文看来，实施目标价格新政，从试点到实施到真正见到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农业政策调整的大事。杨洪文和同行的预判至少要等到2017年年初或许才能看到行业真正的好转。
处境
陈锡文认为，当前农业问题非常复杂，既有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也有表面的经济运行问题。现在更加突出的问题是，表层问题已经上升到不能忽视的程度。
近十年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了新时期的农产品支持保护体系和调控体系，政策包括收购环节取消了保护价收购。放开市场，实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以关税配额为主，实行一套新的农产品进出口调节制度；储备体系发生也很大变化。“但是这套市场调控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偏差，加上农业大环境发生变化，这套调控体系越走到后来，越是积累一些新矛盾，面临一些新挑战。”杜鹰说。
这些问题包括政策性收储价格刚性上升，导致国内外差价扩大和进口压力的增加。从2004年开始，国家先后对稻谷、小麦这两个品种，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2007年后又对玉米(2408, 6.00, 0.25%)、大豆、油料、棉花、食糖五大品种实行临时收储政策，这两个政策都是为了托市。不同的是，最低收购价格在播种前公布，临时收储政策是在收获季节公布。
2004年政策刚刚实施的几年，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基本稳定。但是200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玉米等其他品种的临时收储价格，年年提高，提价幅度很大。小麦价格从2008年到2013年，6年中小麦临时收储价格提高59%，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提高97%，将近翻一番。“一旦国内市场价格超过国际市场天花板，大量进口就不可避免，因为防火墙已经失去作用了。”在杜鹰看来，从趋势来讲，国内政策性收储价格，迫不得已还得往上走一段时间。
然而，现行调控体系目前又陷入两难，一方面农本加剧上升，还要提高政策性收储价格，而政策性收储价格越往上提，越接近天花板，越有可能引发国际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另一方面不提高政策性收储价格，农民的种植收益就弥补不了，其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可能会使得农业陷入衰退。地板价在往上走，挤压了与天花板价格的空间，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作为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形势最好的背景下，粮、棉、油、糖、肉、奶这六大农产品都需要进口，而且进口量还是增长态势，这是这几年出现的新问题。”陈锡文认为，农业尽管发展很快，但还是赶不上社会对于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速度，所以还不得不增加进口。
但这还是表象，其实问题，要更复杂。“国内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顶破了天花板，而农业成本上升，这个地板价却在不断上升。WTO[微博]有个黄箱政策，就是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如果直接进入成本，因此会影响产品价格，会扭曲贸易关系。因此WTO对此有严格规定，发达国家对于农业补贴采用黄箱方式，不能超过农产品总产值的5%，中国入世时经过艰难谈判后，这个比例为8.5%。目前中国对谷物的补贴已经接近承诺的极限，黄线就在眼前。”陈锡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