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缺环

　　综观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和走势可以发现，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达到80％，产能过剩非常严重。
　　截至今年2月底，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8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其他行业包括中小民营企业也大多数经营困难，大量企业实际上已经倒闭了。在2016年前两个月，中国的外贸出口呈断崖式下跌征兆。
　　在此宏观经济格局下，给企业和家庭个人减税减负，进行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社会共识，企业界和社会各界都希望看到有关减税的更多具体政策措施。
　　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提出的营改增为主的减税降费三条措施，预计可给企业和个人5000亿元的“减负”。但这好像已经说了几年，并不是今年尚未完成营改增的建筑业、房地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的税制改革，所能给这些行业带来的真正税费减少额。迄今为止，在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方面，政府并没有减少现有税种的计划，反而在研究增设一些新的税种（如全国普征房产税、遗产税等），故现在仍可认为，减税仍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格局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缺环。
　　从理论上来说，低税负的国家，企业才有竞争力，这是经济学常识，也为近代以来各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所证实。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第三章中就指出：“除了和平、适宜税赋（easy taxes）和有包容性的司法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征税和提高税率的政策，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家庭的消费支出，都会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高税负的来源
　　数年前，世界银行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过一项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增速下降0.36％。该研究还发现，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正是因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宏观刺激措施不是政府花钱，而是减税。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三年多增速下滑，PPI 已经48个月为负，这说明中国经济处在增长中的不景气已经时间很长了。中国外贸出口2015年出现负增长，外贸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2.34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2.27万亿美元，绝对量下降了700亿美元，同比下降1.8％。2016年前两个月，中国的外贸出口几乎呈现断崖式下跌，1月份的外贸出口比去年下降11.8％（去年1月份的基数本身就很低），2月份中国的外贸出口又大跌20.6％。由于目前中国的外贸出口依存度高达20.87％，外贸出口的下滑，无疑会导致中国GDP增速的进一步下行。
　　中国的外贸企业乃至国内一般生产企业，面临着四大挑战：1.劳动力成本在上升；2.人民币实际不断升值；3.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4.企业税负很重。在上述4个因素中，因为中国经济到了人口红利的拐点，加上劳动工资的刚性，使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很难再下降；人民币的汇率是国际国内综合因素决定，不可能任意贬值。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合宜宏观经济政策选项，要么在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宽松，降低实际利率，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利息负担和融资成本；要么进一步减税，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加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持中国的外贸出口不至于大幅度下滑。
　　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格局中，减税是否是一项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措施，还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企业的税负到底重不重？二是在中国各行各业均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减税对企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有用？
　　首先，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税负，从官方各部门到经济学研究机构乃至经济学家们都有不同的计算数字。从中国官方的18.72％的狭义税负，到IMF稍宽口径的29.1％宏观税负，再到有学者2014年政府决算报告的政府总收入计算的38.2％宽口径宏观税负不等。这也许不能说明中国企业税负到底重还是不重。
　　由于中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流通环节，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也不只是税收（据有关专家计算，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非税收收入已经超过40％），我们可以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和其他研究机构所制定的三张表中，大致判断我国企业税负轻重状况：上述三张图表清楚地表明，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并不轻。相对于企业利润来说，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几乎是最重的，而高税负的主要来源是流转税，企业所得税也不轻。
　　减税降负，第一要务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外贸出口国。2015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绝对量下降，但仍占世界出口总额15％。在目前中国大量企业产能过剩，企业利润率下降，许多企业资不抵债，税负又这么重，中国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如果宏观政策还注重政府的投资和花钱，而不考虑微观企业的运行成本，不减税，等大量企业关门了，不可能只靠政府投资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维推动，就能维持未来五年到十年的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目前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既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就应该让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倒闭乃至破产，减税只能延缓这些僵尸企业的破产和死亡，这不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甚至有经济学家主张，与其减税让一些在倒闭破产边沿挣扎的企业存活下来，倒不如干脆把政府的财政支出花在补贴下岗工人的失业救济金上。这些似是而非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种改革思路的指引下，尽管中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而亏损，从而处于面临倒闭的边缘，但各级政府的税务部门却为完成财税征收计划指标而不断到企业征讨税费，乃至征过头税，要求企业预缴税款，甚至通过乱罚乱惩增加即时的财政收入。这样下去，等大量企业存活不下去了，政府还能从哪里筹钱发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失业工人的救济金？靠财政赤字、还是靠央行印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该是横下心来让大量企业破产而强行去产能，而应该尽量通过财政政策降低税负，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实际利率，减轻企业的负债付息负担，让一些微利甚至亏损的企业存活下来，从而只让一些实在没有发展前景和根本不可能完成转型升级的少数“僵尸企业”倒闭破产。不然的话，在目前的国内、国际经济大环境中仍采取高税收、高利息和高融资成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等大量中国企业破产了，几十年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中国企业家倒了下去，还有多少人还敢做企业？还会有“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吗？
　　一句话：减税，中国经济才有未来；中国的企业活了，中国经济才能有长期的增长。
　　减税当行
　　如果说减税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格局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进一步的问题是目前减税是否可行？
　　经济学界、财政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有一种观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在下降，而政府的财政刚性支出在增加，财政赤字在加大，政府哪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减税又怎么可行？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错误的。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大量企业的产量和产品销售量在减少、企业利润减少，乃至关停破产了，这才是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才需要政府对企业减税；现在减税，企业好了，才能期望未来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长。这正是供应学派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如果整个经济和政府财税收入都在高速增长时期，还需要减税吗？
　　要认识到减税的可行性，牵涉三个问题：第一，过去20多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减税，哪些税当减，哪些税能减？第三，减税，是否必须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与第三个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多大的水平上才是经济和社会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于篇幅，本文这里只探讨前两个问题。
　　首先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确实是在超高速增长。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到2014年，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每年大约是GDP增速的两倍。即使扣除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的价格因素，按可比价格来计算，过去20多年政府财政收入也大大高于GDP增速。
　　正是因为过去20多年中政府的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可比数字可以算出，从1994年到2014年，政府财政收入从5218.1亿元增长到140350亿元，翻了26.9倍；同一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则从3496.2元增加到288843.9元，翻了8.3倍；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从1221元提高到2014年的10488.9元，翻了8.6倍。2000年到2014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远远高于政府年初制定的计划目标，有许多年份都完成了年初计划的200％乃至300％以上。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财税收入保持了如此高的增速？一般认为，这首先要归结过去20多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经济的繁荣时期，企业交易和经营活动频繁，企业在增长，由于中国的税制主要是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故政府的财税收入自然也会高速增长，但这种逻辑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每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都是GDP增速的近两倍。
　　其次，在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增值税税率为17％，那时基本上还是实行手工增值税发票。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和税务部门电脑互联网还没有形成，税务机关比较缺乏对纳税人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监控的有效手段，企业避税、逃税比较容易。这实际上意味着，制定这么高的增值税税率，就预先假定税收征收率（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的百分比）不高。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在我国税务系统信息化中，通过引入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金税工程”的全面铺开，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和个人逃税可能。
　　据有关专家研究，经过三期金税工程的建设，目前金税工程在主体软件CTAIS（中国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了有35个模块的管理、征收、稽查、处罚、执行、救济、监控七个子系统，并在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数万人的信息技术队伍。有了如此发达的金税工程和庞大的税务征收人员和信息技术队伍，近些年来我国的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应该是这些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多年来，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把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当作政绩来报，各级财税部门采取了激励兼容的奖励制度，也是其中的一些原因。而全国税务部门的税收征收率的提高，实际上是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理解了过去20多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原因，也就理解了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应当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政府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当确立给企业减税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改革思路。
　　当前大量中国企业经营非常困难，要启动以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和调整央地财政关系的财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就应该考虑同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和其他减税、减费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句话，给企业减税减负为主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确保中国经济增速不会大幅度下滑的一剂良药，也是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