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趋势变化之五： 资源红利“潮退”倒逼“中国创造”
在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近10年后，中国的创新战略到了一个需要提速和寻求质变的时刻。
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逼近底线……一系列发展红利的消退已敲响了中国传统竞争模式的警钟，实现新常态“经济中高速增长，整体经济结构达到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创新被认为是催生经济新动力的必然选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为《瞭望》新闻周刊阐释新常态中创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一，国内依靠各种优惠政策快速引进吸收技术，短期内促进生产力提速的激励方式将发生转变，新常态下构建的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其二，在多年的“拿来主义”后，技术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倒逼创新突围。
当然，在长期“拼资源、拼环境、拼人力成本”的发展惯性中，彻底完成从规模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轨，要跨越的障碍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突破，还需政策、机制等方方面面的调整与革新。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吾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所言，创新不能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它是一项整体性、全社会的活动。唯有彻底破除制度上的重重障碍，才能充分释放创新的巨大潜能。
“新常态”召唤创新崛起
身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了数量庞大而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批量地引入西方技术，迅速转化成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的飞跃。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凭借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漂亮的成绩背后，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模式逐渐显出瓶颈，资源浪费、生态危机等粗放式经济增长引发的矛盾日益凸显。而且，这种规模驱动不断减弱，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高达35.6%，到2013年，这一增速下降到12.2%，2014年则进一步回落到3.3%。
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亦提醒人口红利的不可持续：其一，适龄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2年触顶，达到9.37亿，之后，呈现延续下降的趋势；其二，人力成本急速攀升，令长期依靠劳动力成本为竞争优势的中低端产业面临发展甚至生存危机。
与之同时，国内外技术领域的不断革新突破，让这一局面更加严峻。
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峰分析，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可能会深刻地改变目前的产业成本结构和组织模式，并带动消费市场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智能制造进一步降低了对低端、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会使欧美重新塑造新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削弱中国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他说。
在此背景下，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的态势渐趋成型，譬如，互联网产业大变革催生了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正引领新一波创新潮流。
这一革命性变化也促动传统行业谋求新的变革，以适应新兴的产业格局。例如，中国著名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基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的访谈中表示，从初期简单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的“从无到有”；到建立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形成一个个产业集群，实现产业的“从有到高”，华夏幸福以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中国产业促进的领导者，自2010年以来，销售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46%，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80%。
但面对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对产业格局的影响，很多传统企业也开始在原有的业务格局上重构未来。以本刊采访的华夏幸福为例，他们以遍布各地的产业新城为载体，以产业促进和服务为内核，打造开放式的平台生态系统，将发展模式向以企业服务为核心的平台生态体系转变。通过合纵连横、创新孵化、资本干预等方式，从产业、平台、服务等方面进行体系创新，为创新企业打造属于他们并服务于他们的乐园。
突围优势与创新短板并存
在刘峰看来，尽管中国距离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尚有较长的路要走，但也并非如外界所评判的那样不堪，根据他所在机构对3000名来自高校、研究院所、企业、政府的科研人员的8000人次问卷调查显示，中国的创新能力至少处于及格水平。
国际上的评判也没有低估中国的创新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欧洲管理学院共同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最新的2014年国家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已经来到了第29名，不但高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排到了意大利和葡萄牙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前面。
这一指数列举了一系列指标证明中国的创新能力的进步：研发人员数量最多，专利申请世界第一，科研投入、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都是全球第二。尽管与发达经济体比较，人均数量依然难以望其项背，但也明显高于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
刘峰进一步阐释，当下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高端劳动力规模不断增加，而且，科研人员成本远低于国外，这是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新优势。“现实的短板在于，中国创新的绩效亟待提高，以将巨量创新资源投资转化成相应的创新能力。”受访专家总结。
另一个不利于创新发展的老问题是，中国法律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与知识产权大国的身份并不匹配。2014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82.4万，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商标申请量更是连续14年稳居世界第一。但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2014年8月，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以加大对技术抄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制度变革蕴藏巨大潜能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赞同，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需要制度体制的变革。
刘峰以创新中的政府角色为例说，政府在支持创新的实际操作中往往“择优扶强”，即相关项目和经费首先考虑实力强大的企业和机构，可这些机构往往本身具备强大的造血功能，创新经费往往是锦上添花。
与之相比，“数量庞大、更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些企业常常是最具活力和杀伤力的创新力量，因为它们要进入一个行业，站稳脚跟必须具有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完成对现有在位企业的颠覆。”刘峰分析。
因此，刘峰认为，一些具体政策、机制的设计亦需要更加开放，以利于集聚更多的创新资源。譬如，电动汽车产业准入政策，去年监管层发布了电动汽车生产准入的暂行规定，入围的企业要求具有三年以上研发经验，同时具备整车试制条件等一系列条件，直接将诸多行业外投资人和颇具创新潜力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大大限制了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活力。
类似的政策不一而足，这样的规定不但未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而且限制创新力量的萌发。刘峰从一般创新经验分析，一个产业的“搅局者”往往都是这一产业之外的人，均衡局势也常常由这些人打破。因此，中国产业准入的政策方向应该是放宽前端准入管制，加大后端监督管理。
他以为，政府在创新战略中的主要功能在于全力资助学校、科研单位生产知识，提供优质的教育培养熟练技术劳力，为后续科技研发奠定知识基础，同时，为各类企业厘清规则并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实践中的创新则留给市场中的革新者。
更为远大的目标是，“中国需要培育和丰富自己的创新氛围和文化。”金碚以工业转型为例说，攀登产业技术制高点需要专注、耐心、执着、踏实的工业精神，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这样的耐心和意志，往往急于“做大”和追求短期利益。“许多制造业企业过早走向投资化方向，稍有成功的企业家都转而成为赚快钱的投资家”。
他担忧，如果过度的工具理性销蚀了工业活动的价值理性，不仅会导致负外部性的膨胀，而且也会使产业升级失去内在的持续性动力，工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形成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就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我们经常羡慕德国制造业的强大和精致，这背后不仅仅是技术的差距，更有文化的不同，中国并不是简单地跟在德国人的后面模仿。”金碚评价说，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土壤，各国产业必有各自特色，德国制造走在德国的路上，中国也将走在中国的路上。德国制造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文化。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期，“德国制造”曾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这一标签的诞生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对德国大量“山寨”产品的不满，强行规定出口到英国的德国产品必须标明“德国制造”，以区别当时优质的本国产品。
为了改变恶劣的形象，德国人埋头于技术的研究和创新，经过近百年的积淀，从最初的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从追赶英美到跨越式发展，从追求规模数量到关注质量和品质，最后集中于工艺技术和研究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德国制造”终自成体系。
以史为鉴，受访专家总结，中国创新驱动的短板不仅仅在于单纯的技术差距，还有对于技术研发的执着、耐心以及数代企业家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的创新征途也许才刚刚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