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重组清退步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围绕供给侧改革所聚焦的如何推进国企改革、如何去产能以及处置“僵尸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表示，2016年经济工作供给结构改革是主题，去产能是主线，淘汰“僵尸企业”是主要抓手，兼并重组与清理退出是主要形式。国企改革将由单纯的体制改革向产权体制与产业结构二重奏改革转变，推动企业减产能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化办法对生产力进行重新整合，提升整个国企的生产效率。
　　资本市场将迎来机遇
　　中国证券报：今年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供给侧改革与国企改革如何有机融合？
　　李锦：随着国企改革顶层设计1+N个方案的相继出台，央企重组的发力，国企改革进入到在阵痛中爬坡过坎之年。过去一年，坊间一直盛传“神车”“神油”“神船”和“神运”重组，现在大半的传言已成真。中海和中远的重组与去年8月重组的南车和北车一样都属于行业内的横向整合；中冶与五矿的重组被定义为纵向的产业链整合；中冶并入五矿，既有重组的特征，又有清理退出的特征。五矿和中冶的重组，考虑了“一带一路”等战略。实际上，推动央企重组的便是供给侧改革。国有企业对供给侧改革的结构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年是国企结构改革年，也是清退产能之年，是央企恢复效益的关键时期，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实施年，国企面临巨大压力，也面临巨大机遇。在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的双轮驱动下，2016年国企重组与清退步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资本市场也将迎来机遇。
　　国企改革和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过程，特别是清理“僵尸”企业牵涉到大量产权交易。国企改革要为供给侧改革和整个十三五规划提供动力，提供改革红利。2015年国企改革提出的投资经营公司、职工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改革由单纯的体制改革向产权体制与产业结构二重奏改革转变。国企改革如果停下来，供给侧改革也搞不下去。目前，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在减产能方面应该切实加大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
　　去产能面临十大困境
　　中国证券报：去产能被列为2016年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从各地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也均对于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方面进行了部署。在推进过程中将面临哪些问题？
　　李锦：梳理目前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有些省缺少去产能具体的化解方案和措施，更多的是方向性态度、决心与原则。中央在施加压力，地方政府主动去产能意愿却不强。这主要是因为在这场利益整合中，供给侧改革主体的内生型动力不足。
　　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面临十个方面的困境：一是来自政府进行自我革命的阻力。二是中央意志转化为改革行动的“自上而下”的链条阻力。三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阻力。四是来自于各地方政府攀比等待的阻力。五是来自企业、银行与地方政府联动的阻力。六是僵尸企业破产退出，来自兼并主体与被兼并者的联合反对的阻力。七是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在操作上有来自无法注销的阻力。八是僵尸企业存在“僵而不死”的寻租空间，上市公司难以退出的阻力。九是政府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倾向明显，企业退出有心理阻力。十是不适应、不适合去产能的发展理念，形成思想上的阻力。构建供给侧结构的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如何有效凝聚社会各阶层关于改革的主流共识，如何形成朝野上下的改革合力，如何形成有效的试错和纠偏机制，如何建立对不改革者的问责机制，如何在后帕累托改进阶段，让各利益相关方公平公开良性博弈，进而主动推进改革等。
　　释放供给侧结构改革动力
　　中国证券报：如何才能激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供给侧改革设计图如何在国企领域尽快施工？
　　李锦：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国企改革来看，目前出台那么多方案，而实质上推动力极为有限，深究原因，我们所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方案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尤其是方案落地形成合力。做好供给侧动力机制建设，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对国企来讲，不仅是倒逼也应是主动做。供给侧改革最终要通过比例的调整来设计新结构、改善效率，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使得动力源活跃起来。其次，去产能需做好“分类”和“排队”工作，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确定哪些是僵尸企业，并将其出清。此外，应建立国企“一把手”牵头的工作机制，让上层压力转化为中层压力。对央企的“一把手”确定的职责要具体化，做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才能让改革落地生根，防止决而不行、行而不实。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措施要联动，革新利益协调机制，应打出一套“组合拳”形成联合动力。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要按照务实管用、可操作、可检査的基本要求，一企一策具体安排。要挂牌督导、强化问责。
　　更重要的是，应构建系统完善的利益保障机制，应明确将“去产能”实绩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建立了一套供给侧改革实绩考核体系。此外，还应设立奖金和基金奖励地方政府去产能，并在财政税收、公务员分级考核等方面作出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