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信息

  美国 6 月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至 463.5 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8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至463.5亿美元，为4个月来首次扩大，预期扩大至465.0亿美元，5月份从430.5亿美元修正为431.9亿美元。

　　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出口增至2138.1亿美元，环比下降0.7%，5月份增长1.9%；进口增至2601.6亿美元，环比增长0.6%，5月份增长0.5%。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计2912亿美元，同比增长7.2%。

　　虽然特朗普政府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重要目标，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限制进口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能缩减贸易逆差；相反，伴随美国财政赤字扩张、私人储蓄下降、利率水平上升和美元汇率走强，美国贸易逆差将继续扩大。

美国 7 月份失业率降至 3.9%

　　美国劳工部8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失业率降至3.9%，符合预期，6月份也为4.0%，表明美国就业市场仍然保持稳健增长。此外，衡量美国当前失业率的一个更好的指标的美国7月份U6失业率降至7.5%，优于预期和6月份的7.8%。

　　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失业人数降至630万人，当月减少28.4万人。但长期失业人口仍维持在140万人，约占总失业人数的22%。

　　7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就业人口增加15.7万人，为2018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也低于市场预期的19.3万人，6月份从21.3万人上修为24.8万人。新增就业人口主要来自商业服务、制造、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等领域。过去三个月平均新增非农就业人口22.4万人。

　　7月份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加3.7万人，高于预期的2.5万人，6月份从3.6万人下修为3.3万人。

　　同期，私营部门就业人口增加17.0万人，不及预期的19.0万人，6月份从20.2万人上修为23.4万人。

　　同期劳动参与率仍为62.9%，符合预期，6月份也为62.9%。

　　当月，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长0.3%，符合预期，6月份由0.2%下修为0.1%；同比增长2.7%，符合预期，6月份也为2.7%。7月平均每周工时仍为34.5小时，符合预期，6月份由34.5小时上修为34.6小时。

　　由于美国7月份新增非农人数不及预期，现货黄金小幅走高，美元/日元小幅走低。

德国 6 月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扩大至 218 亿欧元

　　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未经季节因素调整，德国6月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扩大至218亿欧元，预期增至209亿欧元，5月份从197亿欧元下修为196亿欧元。

　　经季节调整，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为193亿欧元，5月份从197亿欧元下修为196亿欧元。当月出口额为1155亿欧元，同比增长7.8%，5月份下降1.3%；进口额为937亿欧元，增长10.2%，5月份增长0.9%。

　　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6月份出口额为1112亿欧元，环比持平，预期下降0.3%，5月份增长1.7%；进口额为919亿欧元，增长1.2%，预期增长0.3%，5月份增长0.7%。

　　今年上半年，德国出口总额达到6628亿欧元，进口总额为5413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3.9%和4.8%。

　　专家认为，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来自欧盟内部的需求增加推动德国出口增长，但德国仍需警惕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

德国 6 月份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9%

　　德国经济部8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德国6月份工业生产环比下降0.9%，降幅大于分析师预测的0.5%。5月份增幅从2.6%下修为2.4%；经工作日调整，同比增长2.5%，预期增长3.0%，5月份增幅从3.1%下修为3.0%。

　　分项指标显示，6月份制造业和建筑业产出环比分别下降0.8%和3.2%，但能源生产增长2.9%。

　　伦敦凯投宏观表示，6月份工业生产和贸易数据显示，先前热络发展的德国经济已经感受到贸易紧张情势的影响。

　　该部还表示，德国第二季度工业生产增长0.4%，意味着预期中的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将加速增长，制造业也做出了贡献。

　　Bankhaus Lampe的分析师Alexander Krueger表示，这不是一个很好结果，但原本可能会更糟，与第一季度相反，第二季度工业生产支持了经济增长。　

日本上半年经常账户盈余同比增长 2.1%

　　日本财务省8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经常账户盈余增至10.8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1%。

　　同期，日本货物贸易顺差缩窄至1.82万亿日元，下降11.2%。其中，出口额增至40.05万亿日元，增长7.2%；进口额增至38.23万亿日元，增长8.3%。

　　今年上半年，服务贸易出现了高达4216亿日元的逆差。但因访日游客增加，旅行收支增至创纪录的1.20万亿日元，增长42.2%。

　　此外，今年上半年包括利息、红利在内的海外投资收益增至10.53万亿日元，增长6.8%。

　　同时发布的日本6月份经常账户盈余为1.18万亿日元。

俄罗斯上半年货物贸易顺差增长 46.3%

　　俄罗斯联邦海关署8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上半年货物贸易顺差为980亿美元，同比增长46.3%。

　　数据显示，俄罗斯上半年货物贸易总额为3306亿美元，增长21.6%。其中，出口额为2143亿美元，增长26.5%；进口额为1163亿美元，增长13.6%。

　　出口方面，上半年主要出口产品仍然是传统的能源类产品，占比为63.9%，金属和化工制品出口占比也略有增加；进口方面，俄罗斯主要进口产品是机械设备，占比为46.9%。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俄罗斯与欧盟双边贸易总额为1439亿美元，增长21.5%，占俄罗斯贸易总额的43.8%；俄罗斯与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118亿美元，增长11.3%，占俄罗斯贸易额的3.6%。

　　 国际经济政策

德国将出台更严苛投资法案以扩大否决外来投资权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8月8日称，因担心本国先进技术落入中国人手中，德国政府将出台更严苛投资法案，以进一步加大对欧盟之外的投资者收购德国企业案例的干预。具体做法是大幅降低可被部长们否决交易的门槛。

　　目前德国政府可以否决欧盟以外投资者收购德国企业至少25%股权的交易，且只有在交易危及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这一权力。部长们现在希望将这个门槛降低至15%。

　　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称，降低门槛是为了能够审查敏感经济领域的更多收购交易。德国《世界报》称，新法案有望在今年生效。政府监管的范围可能进一步覆盖到电信、饮用水、计算机和金融等多个领域。

　　《中国制造2025》出炉后，德国对中资的戒心进一步加深。根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公布的2017年外国投资在德国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第二大国，项目数量达218个。

　　不过，德国商界对于政府可能出台的新法案态度较为谨慎。德国工业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约阿希姆（Joachim Lang）谨慎地表示，德国依赖其开放的投资环境，明智的经济政策必须注意确保德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英国加息难驱脱欧阴霾

　　8月2日，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原先的0.50%上调至0.75%，利率达到近十年来最高利率水平。

　　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以“稳健而不失灵活”著称，近期的几次调整几乎都和脱欧息息相关：2016年8月，英国央行历史性地将基准利率从0.50%降至0.25%，是鉴于脱欧公投出现官方意料之外结果的“非常时刻”，而去年踩着“小碎步”出台的25个基点升息则正如央行行长、加拿大人卡尼所言，是“考虑到脱欧可能加剧生产率增长乏力，并且令英国经济陷入通胀危险概率增加”而采取的措施。

　　原先人们对8月份甚至年内央行升息并不看好。自脱欧成为定局以来，一度走势喜人的英国经济增速迅速回落，2016年为1.94%，2017年降至1.79%，为G7国家中唯一经济增速放缓的经济体，第一季度经济同比仅增长1.2%，也大大低于预期，2018年可能仅略好于情况意大利和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经济回暖前提下的升息显得不合时宜。

　　结果却是英国央行再一次迈出升息“小碎步”：让利率10多年来首次升过0.50%的平衡点，但同时由央行行长卡尼出面表示“适可而止”，强调“一年升一次就足够了”，不仅排除年内再升息的可能性，也为未来若干年的升息定下了稳健的基调。

印度今起对美商品开征报复性关税 最高征收 60%

　　由于遭加征钢铝关税，印度按照之前宣布的计划，从8月4日起，对部分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实施反制措施。

　　今年3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将对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受此影响，印度总计将被额外征收1.65亿美元、约合11.27亿元人民币。

　　印度政府为此在6月底推出了反制措施，宣布将从8月4号起对美国的多种农产品、钢铁产品和铁矿加征关税。受这一措施波及的美国农产品包括苹果、杏仁、核桃、鹰嘴豆等，其中鹰嘴豆将被征收高达60%的关税。

　　美国肆意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印度专家对美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批评，并表示印度接下来应该寻求新的对策来抵消这种影响。

澳大利亚政府维持关键利率不变

　　彭博8月7日报道，澳大利亚把利率维持在纪录低位1.5%，短期内几乎没有加入全球紧缩浪潮的可能。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Philip Lowe预计，这一立场会收紧劳动力市场并刺激薪资增长，从而推动通胀加速。但除了经济增长强劲以及基建兴盛期内对建筑工人的需求增加外，鲜有迹象显示这一局面出现。

　　Lowe在声明中称，央行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预测保持不变。预计2018年和2019年经济平均增速将略高于3%，这应该会有助于进一步减少闲置产能。

　　澳大利亚央行仍认为下一步政策行动更有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Lowe一直表示只有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并且通胀率靠近央行2.0%-3.0%目标区间的中点时才会加息。这使得澳大利亚央行与正在加息或准备收紧货币政策的美国、欧洲、亚洲央行渐行渐远。

　　互换交易员的押注显示，市场预测澳大利亚央行至少再过一年才会加息。

俄罗斯开始对部分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根据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的命令，作为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反制措施，自8月5日零时起，俄罗斯开始正式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25%-40%的关税。

　　该命令指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定，俄罗斯有权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采取应对措施，因此决定对从美国进口的筑路机械、石油天然气设施、金属加工和凿岩设备、光纤产品等加征25%-40%的关税。据当地媒体报道，俄罗斯平均每年从美国进口上述商品的价值约为31.6亿美元。

　　欧盟、中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和挪威纷纷就美方加征关税诉诸WTO后，俄罗斯也在6月29日表示，就美国加征钢铝关税一事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7月6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对从美国进口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相关命令。按照俄罗斯法律，该命令将在总理签署后30天生效。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此前表示，美国加征钢铝关税将使俄方损失约5.38亿美元。

　　据奥列什金介绍，现阶段俄附加关税将达每年8760万美元，这是依据WTO规定，俄有权获得的补偿。剩余的4.5亿美元或将在三年后，根据WTO决定征收。

南非以修宪推动土地改革

　　南非共和国总统、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日前宣布，该党决议修改宪法，以推动土地改革计划。

　　拉马福萨表示，南非现行宪法中相关规定允许国家为保护公共利益无偿征收土地。不过，经过公众听证，执政党意识到仍有必要对该宪法条文作出修正，以进一步明确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实施土地无偿征收。

　　拉马福萨强调，非国大坚信通过推动全面的土地改革大南非民众公平地享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将能够极大程度地释放经济增长潜能，激发南非民众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拉马福萨表示，土地改革将秉持纠正历史不公、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增加农业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宗旨。非国大将指导政府紧急启动农户支持计划，为农民提供工具、肥料、种子等生产物资以及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

　　 国际市场动态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情况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

　　 国外观点

全球能源投资连降三年

　　国际能源署（IEA）联合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日前共同发布《能源投资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为1.8万亿美元，比2016年降低2%，连续三年下降。与会专家认为，全球能源投资放缓态势下，能效投资提升成最大亮点，并将在未来数年持续增长。

　　报告指出，分行业来看，得益于全球经济电气化进程持续推进，2017年全球电力部门吸引投资近7500亿美元，连续第二年超过油气，成为吸引能源投资最多的行业，其中电网和可再生能源投资表现强劲。但从总量上来看，2017年全球电力行业总投资同比下降6%，大部分降幅源于中国和印度燃煤电厂新建装机量的下滑。

　　相比之下，2017 年全球化石燃料供应投资稳定在约7900亿美元，在能源供应投资中的占比小幅上升至59%，显示全球能源供应投资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趋势出现了暂缓。其中，全球油气行业上游投资达到4500亿美元，同比增长4%；全球煤炭供应投资下降13%。

　　分地域来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投资市场，占全球能源投资总额的20%以上，低碳电力供应、电网建设以及能效投资是中国能源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受益于页岩油和天然气上游投资的增加以及电网投资的大幅回升，美国依然位列世界第二大能源投资目的地；欧洲在全球能源投资中的占比约为15%，其能效投资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长部分抵消了火电投资的下降。

　　从投资主体来看，过去五年来，化石燃料供应和火电投资正日益受到国企主导，私营企业主导的能源投资份额有所下降，政府决策对部分能源投资活动的影响正在显现。从投资趋势来看，部分领域的融资选择已倾向于多样化发展。财务状况改善使得油气行业巨头能够更好自筹资金，融资成本降低；随着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创历史高位，能效和分布式光伏项目从资本市场获得更多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能源投资整体放缓的态势下，与提高能效有关的投资未受影响，成为最大亮点。2017年，共有236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改善建筑、运输和工业部门的能效。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之钧认为，尽管全球能源投资总额连续三年下降，但实际能源产出持续增长，这得益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部分能源行业成本的下降。

　　金之均表示，与一次能源中的占比比较，油气等化石能源投资增长略显不足，而国际油价的攀升将促进油气行业上游投资在未来数年保持增长。页岩油气开发和煤炭清洁化技术需要高度重视，提高能效的投资将持续增长。。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徐小东也认为，能效的提高是延缓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中国电力行业的投资正发生变化，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持续增加。长期来看，中国电力行业投资将缓慢下行。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低成本，贸易保护主义抬高了相关国家新能源的安装成本，不利于全球能源清洁化发展。

FT ：中国如何破解债务困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8月8日刊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中国如何破解债务困局？》一文，内容摘编如下：

　　“如果某件事无法永远维持下去，它就会停下来。”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这句话告诉我们，债务增长无法永远超过经济增长。斯坦因曾是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德·福特任内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一准则也将适用于中国。只是我们不知道，中国债务的高速增长将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停下来？是早是晚？好对付还是毁灭性的？中国庞大国内债务的“可管理性”将事关重大，不只是对中国而言，对其他许多经济体也是如此——它们的出口依赖中国。

　　我们还无法知道中国的债务激增将如何收场，但我们知道它是如何开始的。触发它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从2004年初到2008年底，中国的债务总额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0%-180%之间，高于其他新兴国家，但没有高出太多，这一水平貌似是可管理的。

　　到了2008年，西方金融体系崩溃，高收入国家随之陷入严重经济衰退。中国的应对之道是推出一个庞大投资计划，总规模达到GDP的12.5%左右，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和平时期经济刺激计划。

      北京当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抵消净出口下降对需求的冲击——从2007年至2011年，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6%。2007年的比例接近9%，由于这一水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种下降是长期性的。

　　净外部需求如此大幅下降需要长期性的抵消。鉴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政府手中可用的工具，只有投资可以足够快速地、且足够大规模地增加。

　　结果，总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已经非常高的41%，飙升到2010年的48%。在这股巨大的投资热潮下，中国测算的经济增长率在危机后保持着近10%的水平。它还导致债务持续大幅激增，主要是非金融公司的债务，包括表外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但不妙的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非但没有因此上升，反而明显放缓了。

　　长期来看，中国投资率升高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组合：更多债务和经济增长放缓。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 IF）数据，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债务总额从GDP的171%增加到299%。衡量投资效率的一个简单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即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ICOR从未连续大于4，自2011年以来，该数值接近于6。

　　这仿佛是高收入国家已经将“信贷接力棒”传到了中国手中。对于北京来说，这种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还有一个缺点——导致中国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其所必需的经济再平衡上。

　　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当年净出口占GDP的9%，高于2000年的2%；投资占GDP 41%，高于2000年的34%；公共和私人消费仅占GDP的50%左右，低于2000年的63%，债务总额是GDP的174%，高于2000年底的146%。

　　到2017年，净出口回落至GDP的2%：这确实代表了再平衡。但投资水平比2007年还高，占GDP的44%，私人和公共消费仍仅占GDP的54%，而债务飙升至GDP的三倍。总而言之，中国对外账户的再平衡是以国内失衡的加剧为代价的。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呢？未来有四种可能前景：发生危机，接着经济增长放缓；发生危机，增长没放缓；没发生危机，但增长放缓；没发生危机，增长也没放缓。

　　自由柏林大学的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艾伦·泰勒（Alan Taylor）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示“信贷增长是金融危机的有效预报器”。这一发现是依据一个包含14个高收入国家信息的数据库。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陈方楠（Sally Chen）和康仲植（Joong Shik Kang）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上述证据也适用于中国。文中写道：“中国目前的信贷热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信贷热潮之一。如此量级和增速的信贷热潮，‘安全’的历史先例很少也没法让人放心。”

　　该分析暗示可能发生某种危机。一个容易发生危机的金融体系的突出特点是高杠杆、期限错配、信用风险以及不透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具备所有这些特征。此外，中国还有影子银行，只不过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一项研究认为，“证券化和基于市场的工具依然作用有限”。总而言之，与美国金融体系相比，中国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更低，与银行的直接联系更多。

　　那么为什么信贷繁荣在中国造成的结果有可能会不同于别处呢？

　　答案之一是中国债务水平高企只是储蓄率过高的结果。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就已经非常高了，那时债务水平并没有激增。

　　还有观点认为，中国信贷快速增长不过反映了金融服务供应的正常扩张。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论文指出：“中国的杠杆率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

　　你也可以辩说中国是一个实行资本账户管制的债权国。这令其相对不会受外国贷款人撤离的伤害，观察家们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中常见这类景象。但即使相对没有海外资金撤离风险的国家也可能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回答是中国银行系统的贷存比低于绝大多数发生过资金危机的国家。但这忽略了非贷款资产。2016年，中国的非贷款资产——传统银行贷款以外的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为50%，属于较高水平。这是反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的指标之一。

　　也有人宣称，中国金融系统中的资产相对稳健。诚然，在2008年末至2018年初的债务增量中，非金融企业借款者的贷款占到了一半多一点。但这些贷款很大一部分的质量都有问题。而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论文，“如果债务在增长，但GDP没有，则偿还能力就会恶化”。

　　最有力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权力，央行管理有方，银行体系受到有效控制，海内外资产众多，财政能力尚有利用空间，与外国人的交易——以及由外国人进行的交易——受到严格控制。如果政府决心保护其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如果未来十年债务总额超过GDP的400%，就连这一点也没那么确定无疑了。

　　想象一下，假如发生金融危机会怎样。经济增长会放缓吗？答案是：没错，短期和长期都会。

　　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投资将会减弱。考虑到趋势增长率下降，经济上合理的投资比例将很难高于2000年的水平，当时投资占GDP的34%。这比2017年的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如果这种调整在危机发生后迅速到来，那么这样的投资下降将导致一场彻底的衰退。

　　这样一场衰退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将取决于其他支出环节能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多少。中国可能会倾向于重新让人民币贬值，并大幅增加净出口。但特朗普政府不会容忍这种做法。另一选项是增加私人和公共消费。

　　就增加私人消费来说，制约因素包括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纳税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在GDP中占比偏低。

　　如果收入没有明显更多地流向家庭部门，消费就不可能足够大幅地增长，从而完全抵消投资大幅削减对内需的影响。此外，家庭收入大幅增加将挤压企业利润，从而进一步减少投资。最终，要抵消一场重大需求危机的影响，唯一看似合理的办法将是大幅增加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的支出。

　　因此，一场危机很可能意味着短期的衰退。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速也将低于目前公布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信贷驱动的投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被浪费掉了，有些浪费在建造多余的住房和工业产能上。

　　一个没有发生危机的令人愉快的世界将是怎样的？这将意味着软着陆。当局花在控制债务增长趋势上的时间越长，取得这样的结果就越困难。但这显然是当前政策背后的激励原则，当前政策的目的是强化金融体系，遏制债务增长趋势。最近宣布的旨在刺激需求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说明了坚持这些原则是多么困难。这将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债务。但与美国的贸易战可能会使这种倒退不可避免。

　　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近期令人鼓舞的是，债务与GDP之比自2017年初以来已经企稳。然而，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速保持了势头。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今在副总理刘鹤领导下的经济政策团队是否已找到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下维持增长的方法？

　　有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毕竟，中国的债务比率自2008年以来只有在这一段时期保持稳定。鉴于其对高投资的依赖，债务可能需要再次快速增长。此外，信贷增长放缓可能是古德哈特定律的一例，该定律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的名字命名。根据该定律，当一项指标变成目标，它将不再是一项好的指标。长期以来，中国的GDP就是如此。如今债务数据也会这样吗？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2016年5月报道称，一名“权威人士”（外界普遍认为是刘鹤）称“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此外，权威人士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目前银行坏账处于上升趋势，是经济问题在金融部门的必然反映。只要我们勇于面对，主动应对，不掩盖和拖延风险，结果就没那么可怕。”

　　权威人士说的没错。中国要在当前的阵痛与未来的破坏性冲击之间做出抉择。中国可以现在就遏制债务激增势头，允许经济增长放缓，不然未来可能陷入一场危机，经济更严重放缓。

　　做出必需的变革将是困难的，尤其是在贸易战已经开始的当下。然而，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貌似无限的权力让他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话，那要做的一定是这件事。现在是阻止中国债务激增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