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延琳起义 大辽盛世的“黑色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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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国都上京城门遗址。

　　渤海人所铸的骑马铜人像。

　　渤海国将士使用的铁盔。

　　渤海人使用的箭镞。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公元1029年，沈州(今沈阳)城头，大辽国沈州副节度使张杰眼望城外汹涌杀来的渤海叛军，愁眉不展。这时，刚刚赴任的节度使肖王六，在府衙内急得团团乱转，如热锅上的蚂蚁。大延琳是谁？他为何要反？这场仗，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百年恩怨：“世仇”背后的利益之争

　　1029年，渤海人大延琳于辽东京(今辽宁辽阳)起兵称帝，不仅是辽国官吏压榨所逼，还兼有“国仇家恨”的历史宿怨。大延琳乃渤海王室后裔，而渤海与大辽乃“世仇”！

　　公元926年，国祚长达229年、史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被辽太祖所灭，《辽史·太祖本纪》载：“十一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唯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争渤海。那么，辽太祖所说的“世仇”，指代何意呢？追溯原委，要从爆发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的“营州之乱”说起。

　　当时，因不满营州都督赵文翙(huì)的虐待与残害，契丹首领李尽忠与孙万荣起兵反唐，攻破营州(今辽宁朝阳)，大周皇帝武则天调兵遣将北上征伐，却被极善用兵的李、孙二人打得全军覆没，丧尽颜面。明打不过，便使阴招，武则天秘约突厥人抄了契丹老巢，又联合契丹的兄弟民族奚人，对其南北夹击，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剿灭了这支契丹叛军。

　　照理，李尽忠、孙万荣的后人欲复仇，应把账算在突厥人与奚人头上，谁知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却偏偏咬定建立渤海国的靺鞨人才是契丹死仇，这是何故？原来，渤海开国之君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当年曾参加李、孙叛军，但因斗争意志不强，在李尽忠战败身亡后，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便带兵东撤，返回故土家园，导致契丹军力量锐减，加速了这次兵变的失败进程。乞乞仲象与大祚荣，就是日后在大辽东京造反称帝的大延琳的先祖。

　　不过，阿保机提出的“契丹、渤海世仇说”，实属勉强。首先，阿保机虽是契丹人，却是迭剌部的契丹人，而李、孙二人则是大贺部的契丹人，大贺部是契丹古八部的统领民族，后来契丹不断发展壮大，增至二十部，迭剌部一枝独秀，其首领成了扩增后的契丹族掌门人。之前的大贺部与此后的迭剌部，虽均出自契丹一系，但细分则派属不同，大贺部的仇，要迭剌部来报？听起来似是而非，在外人眼中，未免有越俎代庖之嫌。再者，乞乞仲象当年带兵东撤，的确分裂、弱化了契丹军，但令契丹最终致败的内因却是武周的阴谋暗算，突厥的趁火打劫，尤其是奚族的背后捅刀，阿保机放着这些明摆着的深仇不报，非冲着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咬牙切齿，必欲灭之而后快，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究其内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世仇”而在“利益”。渤海国占据膏腴之土、统领富庶之民，地广财雄、家大业大，这早就令渴求财富、人口的契丹近邻垂涎三尺了。阿保机当政时，契丹兵强马壮，而此时的渤海国却内部纷争、人心离散，如一块令人无法抗拒的肥肉摆在饥肠辘辘的饿虎面前，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别说渤海国与契丹曾有仇怨，就算彼此素无瓜葛，契丹人也照样能想出天经地义的讨伐理由来，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公元926年，辽太祖带兵攻灭渤海国，擒获渤海王大諲(yīn)撰，“海东盛国”自此灰飞烟灭。为防叛乱，辽太宗又将大批渤海遗民强行迁至辽东京一带，渤海官民国亡族散、背井离乡，且寄人篱下，饱受欺凌，在以大延琳为代表的渤海王族后裔看来，契丹与渤海是否“世仇”另当别论，但渤海与契丹却是百分之百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辽中期的大延琳起义被镇压后，到了辽晚期，另一名渤海人高永昌趁天下大乱，与金兵配合于东京再举反旗，国势垂危的大辽国，惨遭这来自背后的致命一击，轰然倒地。积怨百年的渤海人，终于一雪前耻，快意恩仇！

　 　盛世阴影：大时代转轨深埋亡国祸根

　　大延琳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号称“大辽盛世”的圣宗朝，这令后人备感疑惑：辽圣宗耶律隆绪既然是一代明君，他在位，怎会爆发如此震荡天下的激烈民变？都说圣宗朝政通人和，大延琳起兵又怎可能反旗一举，便一呼百应？实际上，所谓的圣宗朝乃大辽太平盛世之说，不过是遮掩美化之词，圣宗主政时，大辽王朝虽威加海内万邦来朝，但随着国家体制、社会结构的巨变而引发的贫富悬殊的蔓延，阶级对抗的加剧，处于鼎盛期的大辽国实已危机重重，貌似平静的水面下正暗流涌动，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已临近一触即爆的危险沸点！

　　辽圣宗统治时期，起家朔漠、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契丹人已在燕云十六州所处的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中原先进的文化与生产力促使契丹人务必转变生产方式，由落后的奴隶制向更高一级的封建制转化，但这绝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和平演进，而是新旧交替期间激烈斗争的博弈过程。也就是说，当大辽王朝迈入中原地区，开始逐步接受封建制时，其政体附带的奴隶制基因依然存留大量残余，封建制经济所要求的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尚未全面形成并普及推广，故而，新的经济模式所带来的更丰厚的巨大财富不仅未普惠于民，反被辽王朝残留的落后的奴隶制无情吞噬掉了！

　　杨凤臣先生认为，大延琳起义的根本原因，是辽朝在圣宗时期，辽国各地的封建化程度不平衡导致的。辽代的重要地区东京，由于历史原因，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随着部族制和头下军州制的建立(部族制是辽统治者在游牧民族聚居地区，把契丹族在内的各族人重新改编以后实行的地方统治制度；头下军州制是契丹统治者仿照中原地区州县制的形式，把打仗俘虏来的人口转为农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封建统治形式)，落后的生产方式又在这一地区实行，使辽阳一带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也必然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势必引发各族人民的反辽抗争。

　　简言之，先进生产力的出现及社会财富的迅速扩增，只是让辽王朝的统治阶层尝到了甜头，而创造财富的万千百姓却勤劳致穷，陷入更加窘困的人生境地，由此产生并激化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仅不可避免，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兼之统治阶级内部因分赃不均引爆的朝堂恶斗，使终于富起来的大辽王朝，反显一派风雨飘摇的末世图景。

　　据史料记载可知，到了圣宗朝，不仅汉族等大辽国内的非统治民族日渐窘迫，连建立辽国的契丹族、甚至皇帝直辖的部族，其内部的贫富两极对立都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契丹各部的大量赤贫竟需要朝廷赈济方可谋生！

　　最开始，辽廷希望富庶之家捐资济贫，如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劝品部富民出钱以赡贫民”，但无论如何号召、鼓动，终究收效甚微，不少暴富之家居然越富越贪婪，越富越抠门，虽家财万贯也不肯出毫厘之金帮衬贫弱之户，哪怕同宗同脉也见穷不理、见死不救！万般无奈之下，大辽皇帝只得打开国库，由国家出资赈济。如1042年，“振恤三父族之贫者”；1072年，“赐延昌宫贫户钱”；1081年，“诏岁出官钱振诸宫分及边戍贫户”；1086年，“赐兴圣、积庆二宫贫民钱”；1100年，“出绢赐五院贫民”……“三父房”是辽皇族系属的后裔，“五院部”是由契丹族的统治集团迭剌部分出的强大部落，连皇族亲眷都衣食难保，那些挣扎于基层的农牧民的艰辛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圣宗朝起，至兴宗、道宗时期，《辽史》屡见赈济各部“贫民”的记载，但国库存银有限，贫弱之众无穷，再加上过手官吏层层克扣、中饱私囊，能分到嗷嗷待哺的饥民、弱民手中的钱粮杯水车薪，基本于事无补。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悖逻辑的严峻的现实课题：先进的生产力，竟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财富的激增，不仅没有为大辽王朝带来和谐的太平岁月，反而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渴求改变命运与现状，哪怕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的人，越来越多！江山图改、人心思变，成了大延琳举事前的大时代背景。

　　大延琳在东京起兵称帝前，大辽天下已开始民变迭起，如王氏起义，爆发于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年)2月，史载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众”，当是利用某种宗教形式组织起义，因辽朝发觉而被镇压。

　　不仅汉人不平则反，连享有一定特权的契丹人居然也按捺不住，同室操戈。如鼻舍起义，爆发于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正月，据《辽史·圣宗纪》载，契丹郎君耶律鼻舍等“谋叛”。“郎君”是契丹下层的小吏，当时，大批契丹民众推举耶律鼻舍等为领袖，准备起义，起事未成，鼻舍被杀。此次造反虽未成功，却给以辽圣宗为核心的大辽统治阶层，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与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