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好人法”内容不一 “扶不扶”需解决三大问题

　　日前，一则“女司机救人反遭肇事夫妇诬陷”的新闻不断发酵。本网发表《大话“救人反被诬陷”系列剧 谁来为救助者撑腰？》一稿，记者梳理“许云鹤案”等几起舆论热议的司法判决案例发现，此类事件中，举证难、惩戒低已成为共性问题。不少法律学者呼吁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救人者权益，明确诬陷者责任。这类寄托了公众“扬善惩恶”期望的法律法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好人法”。

　　目前深圳、杭州、上海、北京都已相继出台“好人法”。各个版本的“好人法”各有何特点，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为“好人”撑腰，仅靠“好人法”就够了吗？

　　 　　责任  

　　 　　“好人”免责成为共识  

　　记者梳理发现，频频见诸报端、被媒体称之为“好人法”的地方法规有这样几部。

　　2013年，深圳《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面世，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

　　2014年，杭州出台《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1年后，《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审议通过。

　　2015年，被称为京版和沪版“好人法”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先后提交审议。

　　这些法规为何被称之为“好人法”？原因很简单，统观以上条例，其核心指向或许都可以归结为一条——“好人免责条款”。

　　具体来讲，深圳和杭州的“好人法”明确了救助人和被救助人的法律责任；杭州、上海和北京的急救条例，则旨在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并提出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而对于“无证”及“无专业技能”的好人是否免责，并未做详细说明。

　　那么，公众买账吗？这样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

　　在上海市人大官网上贴出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调查问卷中，对于“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的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您是否支持？”这一问题，参与调查的网友中92.3%都选择了“支持”。

　　 　　举证  

　　 　　“好人”无须自证清白  

　　近年来一系列“扶不扶”“撞没撞”等案例，引起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事双方各执一词，而又缺乏其他有力的证据，以至于事件陷入“罗生门”的怪圈。

　　前几日停车救人却反遭肇事者诬陷的女司机，最终通过摄像头证明了清白。然而很多人不免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摄像头呢？”

　　“我该怎么证明我的清白？”成为许多乐于助人的“路人甲”们，心底共同的担忧。

　　而被称为全国首部“好人法”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的出台，正是为了打消公众的这份顾虑。

　　该规定全文仅10条，不足700字。但却被网友称赞为“微规定，开先河，保义举”，因为它明确了“好人无须自证清白”。规定提出，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基本举证原则。深圳“好人法”则是通过可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再一次明确和细化了这一原则，成为帮助当地法官依法判案的一大依据。

　　曾参与该规定制定的周成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答了立法初衷：“不需要拍照，不需要保存证据，‘好人法’就是为了解决好人的后顾之忧。”周成新介绍说，只要被救助者拿不出证据，深圳的好人就“告不倒”。

　　杭州的脚步紧随其后，《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三十一条也明确提出了，被救助人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惩罚  

　　 　　“坏人”诬陷也应追责  

　　除了鼓励好人多做好事，“坏人”的行为也应该惩戒追责。被救者在讹诈救助者时应该出具什么样的证据？讹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救助者应该如何追究？有一种声音认为，解决“扶不扶”困境，光靠“好人法”远远不够，社会还需要“坏人法”来震慑。

　　北京版“好人法”规定了，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

　　而深圳版对此规定更为详细，明确了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并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同时还提出，救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救助人承担道歉、赔偿、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救助人因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

　　然而深圳的这项规定已实施2年半，记者浏览相关新闻，并没发现一例被救者因诬陷而被追责的案例报道。

　　 　　落地  

　　 　　仍需解决三大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网友认为“好人法”的宣誓意义大于实际效果。

　　“不能依赖一部地方法规，就彻底解决‘好人难做’的尴尬，这也是道德问题、社会问题，除了立法技术的完善、司法公正的实现，还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坚守与互动。”该网友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说道。

　　“好人法”真正落地，还需要：第一，扬善，政府应加大对好人的表彰和保障力度，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第二，惩恶，对于诬陷讹诈者应该严格依法追责，形成有影响力的案例；第三，专业，普及救助常识，提高公众的救助能力，减少因救人不当带来的不良后果，使更多人加入到专业救助队伍中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巍在解读上海“好人法”时称，上海草案鼓励学习救助知识，更多的是为保护“专业人士救助行为”的立法，是鼓励更多人参与到紧急救助队伍的立法。

　　朱巍建议，要实施好人保障，一定需要救助基金，一旦出现法律适用争议问题，必须由救助基金来弥补损害。这样的话，才能既保证救助者权益，又能弥补因过错救助和重大过失救助造成的损害。

　　 　　【小评】  

　　　　自彭宇案后，“扶不扶”逐渐成为社会争议焦点，陷入舆论漩涡。不论是小悦悦事件反映出的公众冷漠，还是肇事者诬陷救人者带来的道德冲击，拷问着政府，也拷问着每一个社会公众。 

　　　　如何唤回“助人为乐”的风气，鼓励旁观者积极救助他人，“好人法”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让法律为道德来撑腰，让“免责”给助人以底气，让举证难不再成为救助者的顾虑，让诬陷者受到应有的惩处。（法制网综合报道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