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铸大晟钟为全国音高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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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晟黄钟编钟，中间刻有“黄钟中声”四字。

　　我省的建平县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北宋“大晟黄钟”编钟，对研究中国古代音律及乐器铸造工艺有重要价值。

　　令人奇怪的是，这枚千年之前的北宋编钟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北宋都城1000多公里外的建平？

　 　山村挖出宋朝铜编钟

　　5月10日，记者在建平县博物馆看到一枚北宋“大晟黄钟”编钟，钟面饰蟠螭纹，铸有18枚钮饰。虽然钟体一些地方覆盖着铜锈，但难掩其精美与典雅。

　　馆长刘亚彬介绍说，这枚编钟是1987年11月末，在建平县朱碌科镇水塘沟村挖出来的。

　　时任建平县博物馆馆长的李殿福今年已经83岁，据他回忆，编钟出土地依稀可见一些灰渣、碎石和骨头，可见编钟的所处环境较为复杂。

　　“编钟中部阴刻‘大晟黄钟’铭文，与之相对的另一面中部阴刻‘黄钟中声’铭文，下部边缘横向还刻有三个字，但因磨损导致模糊不清，经辨认可能为‘凌棠院’。”李殿福说。

　　凭借这些篆书，李殿福最终确认这枚编钟应该是北宋徽宗时期宫廷铸造的。

　　 改变了北宋各地音律不齐的局面

　　编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每个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后的朝代也有使用。由于年代不同，其形状也不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建平县发现的这枚北宋徽宗时期所铸的“大晟黄钟”编钟，在外形上与春秋时期铸造的编钟十分相像，有人甚至误认为它就是春秋时期的编钟。

　　李殿福讲道，相传宋太祖年轻时落魄于商丘，到高辛庙求神问卜，竟得到将来会贵为天子的预言，于是精神大振，开始奋发图强。崇宁三年(1104年)，河南商丘出土了6枚春秋晚期宋公戍钟，而商丘又是宋太祖的起家之地，朝廷便认为是祥瑞。宋徽宗称此事“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者”，并召集工匠，选取精铜，仿照出土古钟式样铸造了12套编钟，即为大晟钟。

　　大晟钟的得名，则与宋徽宗主张创制的新乐——大晟乐有关。

　　宋徽宗赵佶临朝掌政时，正是北宋王朝“日薄西山”的黄昏时刻，农民起义不断，邻国西夏、金国频频侵扰北宋，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为文饰太平，宋徽宗命文武百官创制新乐。再加上宋徽宗始终有“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想法，这加快了北宋王朝新乐的创制。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召集蔡京等官员对“大乐之制，太常乐器，琴瑟制度”进行商讨。蔡京等人推荐当时的音乐家魏汉津到宫廷创作一些颂扬圣德的音乐。

　　崇宁四年，朝廷增设大晟府，掌乐律，宋徽宗亲自为新乐赐名——大晟。

　　“大晟”一名颇有来历。宋徽宗在为大晟乐命名时，曾下过这样的诏书：“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在制作新乐时，宋徽宗有感于当时全国音律不齐的混乱状况，命“乐器制造所”和“泻务司”的工匠铸造大晟钟。

　　“大晟钟的制作也极为传奇，据说是以宋徽宗中指、无名指和尾指为尺度，作为编钟的律管长度，这一做法取自魏汉津的‘身为度、指生律’之说。”李殿福说，大晟钟的确改变了以往全国音律不齐的混乱状况。编钟铸成后，每套钟的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发送全国各州府，作为标准音律定音，真正实现了全国“音同高”，保证一首乐曲能够不走样地在另一地演奏。

　　“建平县博物馆馆藏的这枚编钟钟面刻有‘黄钟中声’，应是当时成套编钟之中的定律之钟。”李殿福说。

　　据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幼平测量，目前国内所存“大晟钟”的基准音高全都是C大调的1音，也就是说，所谓的黄钟宫，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C大调。

　　与其他朝代的宫廷音乐相比，由大晟编钟参与演奏的大晟乐庄严、悠扬且令人震撼。但从根本上讲，大晟乐是宋徽宗宣扬其德政的产物，内容上主要表现宫廷对太平盛世、风花雪月以及帝王的赞美。

　　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大晟乐也陷入沉寂，仅存世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