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36名战犯背后的故事

        人民群众的来信

        开庭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接到一些人民群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1931年，陈得贵在平顶山惨案中失去了哥哥、嫂子和小侄子一家四口，他和母亲因在惨案发生前不久回原籍办事幸未遭残杀。他说，那时他才五六岁，因为哥哥嫂嫂的死，他和母亲断了生活来源。母亲被迫给地主做畜房工作，他也跟随母亲飘零在外，到八九岁时不得不给地主扛小活。母亲因痛子心切，加上工作劳累，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陈得贵在信中表示，虽然拥护“政府这样宽大政策”，但作为被害者家属，“隐痛和愤慨是可想而知的”。

        甘肃省兰州市的王佩西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来信中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全面性侵略，枪杀、奸淫、掠夺无所不为，想到这里，“我哽咽了，说不出话”。王佩西说，看见报上公布的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决定后，“我痛哭了”。

        吉林省长春市的田德贵在给最高法院的来信中，感谢了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判处。他说：“给我们人民作了主。”但他在看到对战犯的判决后，想到了被饿死的姥姥和舅舅。他控诉说，1943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把舅舅的房子完全烧光，粮食全部抢走。

        来自临潼合作社的程维平写信说，任何一个健忘者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中国人民有“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是有口皆碑的，但这一美德是有限度的，美德决不能施诸于敌人。

        他还说，在这次审判中，竟然还有律师为战犯们辩护，为敌人辩护。“我不懂什么立法程序，也不懂什么是国际法，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是新中国的中国人。”

        驻上海市的水兵姜文锡来信说，在报纸上看见处理和释放日本战犯的消息，和同志们都有些想不通。他在信中表示意见说，我们和日本人民是友好的，但对战犯则另当别论。

        43万余页卷宗夯实罪证

        缜密的调查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早在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从中央机关和各省市有关部门调集366名干部组成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曾参与对日本战犯公诉的原辽宁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郭春来回忆说，东北工作团先后分赴全国12个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查阅档案8000余件，提取人证2.67万件，并将讯问、调查、取证核实的43.14万页材料装订成2918册案卷。“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

        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末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做出明确的指示：  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中央对侦讯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要求特别严，“严丝合缝，万无一失”。由这些材料共同构成的战犯罪行卷宗，每一个至少有一尺厚。卷宗形成后，破例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无异议就要一页一页签字表示承认。“这些日本战犯以前对待中国人随意杀戮，而我们侦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一个巴掌也没有拍。”郭春来说。

        依照国际惩治标准，日本战犯中的一些人自测，他们这千把人至少要有百十号将被处以死刑，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徒刑者将以数百计之。根据中央“不杀少判”的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反复斟酌缩减，最后敲定的起诉人数为45人。

        1956年6月27日，辩护人开始和被告人会见。这天，有19位辩护人和19名被告人进行了接谈。在接谈中，有些被告人对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进行辩护，表示感谢。被告人中井久二说：“我的罪行很严重，没有辩护的余地，但还给我指定了辩护律师，我非常感谢。”被告人佐古龙祐哭着说：“我的罪行很严重，本来不应该再活下去，但是军事法庭还给我指定了辩护律师，这说明中国政府对我是宽大的。”

        而被告人斋藤美夫在和辩护人谈话时，对辩护人看也不看，态度很是冷淡。也有一些被告人为了表示自己认罪态度好，争取得到宽大处理，当辩护人问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时，他们都表示“起诉书完全正确，没有错误”。但是又转弯抹角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企图减轻或推卸自己的罪责。如被告人岐部与平对他在任伪省长期间推行“开拓”“鸦片”政策的罪行，说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对于“征兵”的罪行，则说是伪满兵士部的“命令”，

        辩护人总结出了被告人比较普遍存在的思想顾虑——怕在法庭上审判员详细追问时，答不出犯罪的具体情节，而被认为是认罪态度不好，对其加重处刑。他们中有人要求看看检举材料，也有人问辩护人是否可以拿着纸单到法庭上去讲。

        其次，还有一些被告人怕法庭审问起诉书以外的罪行。被告人横山光彦问：“如果法庭问我起诉书以外的罪行我怎么办？”此外，被告人武部六藏顾虑他患半身不遂症是否能上法庭，他问辩护人：“如何审？在哪审？”律师告诉他说，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打算向法庭申请就地审判，同时还告诉他，在审判后如果他认罪态度好，估计法庭还可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考虑使他早日和家人团聚。武部六藏听了这些话以后，轻声笑着说“谢谢”。

        “一面兴奋，一面惭愧”  ——“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审判长袁光找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谈话，要他出庭作证，对他说，这是审判的需要，也是促进改造的需要。

        这时候的溥仪，正处在被认为是他学习改造的第二阶段上。第一阶段是1950年8月1日从苏联引渡回国之初，他充满着死的恐惧，“想尽一切办法以逃一死”；第二阶段便是从1951年写《自传》推罪后，转变至今开始彻底认罪。他以在法庭作证的行动，向日本战犯证明自己将进入第三阶段，从而启发、劝勉他的这些日本狱友们“希望在前，争取新生”。

        “有了悔改之后，重新认识了过去，也才看清了未来，由此进入了新争取的新阶段”。溥仪后来在《我的改造》的发言中写道：“这是在相信了国家的宽大改造政策，承认了客观是非真理，有了善恶标准，特别是初步认识了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之后，才进入到这个阶段的。”

        溥仪进入法庭时，庭内所有摄影记者的镜头都集中到他身上。在当年留下的庭审录像里，细高的溥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套犯人穿的深蓝色衣服。他在证人席上站稳之后，从上衣兜里拿出书面材料，揭发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其辅佐者古海忠之，操纵伪满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

        溥仪说：“在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各省的日本人省次长，各县的日本人副县长，都是由武部六藏直接指挥的，而伪各部的日本人次长、省次长、副县长都是掌实权的。这就形成了武部六藏对伪满洲国的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操纵支配网。”

        溥仪在出庭作证后说，当审判战犯时政府允许我来作证，这是我回到祖国学习后长时期的期待，“今天实现了”。

        “我虽然是罪人，但我是中国人，这点我感到自豪和兴奋。对外国侵略分子指定了律师，审判长宣布了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和最后陈述意见，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法制的民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

        溥仪回顾说，危害中国人民的一切政策法令，是古海忠之参与的，但如果我没有签名盖章的话，他们也不能实现奴化东北人民的罪恶。

        “日帝占领东北十四年，这首先是我背叛了祖国，当上了头号汉奸，把祖国的美丽江山送给日本了，因此，我出庭作证，一面兴奋，一面惭愧。”

        病房里的审判

        被告人武部六藏曾在病房里用手比着脖子向卫生护理员说：“我的这个的有（意思是说要被杀头）。起诉书中都是我的罪行，应该处我死刑。”

        因被告人武部六藏患半身不遂和高血压症，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法庭在7月9日下午到中国医大附属医院病房就地进行了讯问。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在讯问前对被告人身体进行了检查。经医生鉴定，武部六藏身体状况正常，可以受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的讯问。

        为了减少被告人的顾虑，避免使他神经紧张，在讯问前由管教人员再次向他交代了政策，并告诉他，如果表现好，也可能在审判后提前释放。同时，尽量减少法庭的规模，只许必要的人员参加，其他人员一概不准参加。法庭的人员，除审判员、检察员各一人，律师、书记员和翻译员各二人外，其余只有摄影、录音人员、记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十余人。

        受审时，武部六藏倚卧在病床上。在审判员发问时，他闭目倾听，供述时则睁开眼睛。整个受审过程中，态度自然，没有紧张的表现，供述时还面带微笑，供词亦较清楚。由于他懂得中国话，有的问话未等翻译即进行供述。在宣布审问结束时，他还说“谢谢”。

        审问结束后，武部六藏向管教人员说：“这回我可放心了，过去总不知道要问我什么，所以总不放心。”他还向管教人员要求早些把判决结果告诉他。

        在7月15日的庭审中，各被告人陈述意见之后，审判长问被告人武部六藏的辩护人有什么要说的。关梦觉律师回答说：“我和赵敬文律师会见了被告人武部六藏，并向他念了辩护词，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辩护，对我们为他辩护很感谢并感动得哭起来了。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7月11日，武部六藏的辩护人关梦觉律师、赵敬文律师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房会见了武部六藏。律师宣读了曾经在法庭上为他作辩护的辩护词，宣读完毕后问他在最后陈述阶段还有什么要说的。

        武部六藏感动地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替我辩护，真是太宽大了，我知道我的罪行是严重的，不判死刑也是无期徒刑，如果是有期徒刑起码20年。”

        7月15日下午，关梦觉、赵敬文再次会见了武部六藏，对他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和你的身体状况以及你的悔罪表现，估计判决后可能释放，你可能很快就与你的家人团聚。”武部六藏听了以后高兴地说：“太好了，对我太关心了，如果真能那样，就对我太过分好了，我一定把病养好。”

        20日下午，辩护人告诉了武部六藏他的刑期。武部六藏说：“我做了5年的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犯下了很多罪行，而且我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我本来以为对我要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刚才听说判决是20年徒刑，判刑非常轻。这是中国政府宽大政策的表现，不胜感谢。”

        “我不知道我能活多长时间，但我将为世界和平而尽力。”武部六藏指着病床旁的小茶壶上的“世界和平”四个字说，天天都在看着这几个字。他又说，中国已成为了完全自主、独立的、很好的国家，也表现在了审判上，做了正义的裁判。“我希望日本和中国早日恢复正式邦交，今后日本必须向中国学习，以中国为师。”

        7月22日下午1时，法庭向武部六藏宣布并送达了假释裁定书，他在送达回证上签了字。送达时，当翻译员读到假释理由和裁定时，武部六藏感激得几次放声大哭并喊着：“谢谢，我太感谢了。”他还用中国话说：“大大的谢谢。”

        当记者让他发表感想时，他哭着说：“我是武部六藏，我没有意料到能放我回国，我真不知怎样感谢才好。”他还哭着向管理所金源同志说：“金先生，我感谢中国政府，感谢管理所，怎么能放我回国呢？我有很多的话说不出来了，只有感谢，谢谢。”

        “我回去后唯一的道路是和平，请你们等着听我回去后的活动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