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择：新常态下稳增长关键要全面深化改革

　　●投资增长下降、人口转型和要素弹性逆转，共同导致未来增长减速构成三重结构性冲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切实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间，依据国际比较，未来20年，中国还有很大的高增长空间，中国工业化方向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而是需要通过维持高投资来进行一个技术化的发展过程。

　　●当前我国资本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格局也表明高效的民间投资从未真正在我国充分启动，若此格局改变，就必会为提升资本效率开拓广大空间。

　　●在当前产能过剩，外贸形势不景气的局面下，如果通过技术进步、补贴企业资本折旧或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可提高资本利用率，提升投资效率，并改善经济结构。

　　日前，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教育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协办的“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围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及成因；实现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化改革，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三个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期

　　向中速换挡期转变

　　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停止高速增长的结点？与会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可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新常态，将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换挡期”转变，主要成因在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投资效率的下降，以及现有政府驱动型的高增长模式所依赖的要素配置方式对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的阻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低收入发展陷阱”，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通过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速追赶期”与“中速换挡期”经济特征的考察，发现三地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速增长状态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达到当时美国的人均产出的4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5%，说明中国从高速转向中速增长状态时的起点较低。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志钢、刘霞辉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发现2008年后我国经济运行的确拐入了完全不同的轨迹，多数重要经济指标均出现劣质化，经济增长将进入了“结构性减速”区间，而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的消失）是近来及未来几年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富华、陆明涛、张平基于国际比较，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减速是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演变过程中，城市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统计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资本产出弹性的下降；投资增长下降、人口转型和要素弹性逆转，共同导致未来增长减速构成三重结构性冲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切实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

　　张平认为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自身，蕴含了经济减速的必然，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所带来的“三重冲击”，以及“三重冲击”对于高增长势头的严格限制。其次，投资、劳动力投入、“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所驱动的高增长模式，也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使得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第三，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制度结构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和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使得后续增长得不到生产效率提高的补偿。

　　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扭曲方面，厦门大学谢攀、李文溥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测算2006-2012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引起的资源误置程度。研究发现：首先，2006年以来，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出现了背离趋势，前者的错配程度加深，而后者整体上有所缓和；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劳动要素产出缺口较低，劳动力使用效率较高；在资本要素上，多数上市公司都存在负向扭曲。吉林大学的田萍、张屹山指出，在中国经济以7.3%的新常态增长率水平持续增长的条件下，预测出依赖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中国市场二元经济的结束时间为2020年。

　　除了支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观点之外，也有部分专家学者持保留意见。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殷醒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间，依据国际比较，未来20年，中国还有很大的高增长空间，中国工业化方向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而是需要通过维持高投资来进行一个技术化的发展过程。而复旦大学朱天、张军、刘芳则认为应当在正确估算GDP支出法投资与消费数据的基础上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他们认为中国支出法GDP 构成中的投资和消费数据及其相应的比例关系存在很大的系统偏差，不宜为经济分析、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的依据。而广为流行的中国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判断恰恰就是建立在这些存在偏误的支出法GDP 构成数据基础之上的。

　　稳增长首先要提升资本效率

　　改变要素配置扭曲

　　经济新常态下，应该通过怎样的宏观政策来实现稳增长呢？专家认为，改变要素配置扭曲，提升增长效率是关键。

　　从劳动力成本而言，李文溥、熊英的研究证明：由于只考虑劳动力市场而忽略产品市场的实现问题，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只有当二元经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实际的劳动工资水平才能明显提高——无论是在封闭经济或开放经济条件下——都是不能成立的。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无论是一元经济，还是向一元经济转轨的二元经济，劳动工资都应当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世界范围经济史的研究也发现，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与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为密切相关。

　　黄志钢、刘霞辉认为资本因素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提升资本效率，当前我国资本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格局也表明高效的民间投资从未真正在我国充分启动，若此格局改变，就必会为提升资本效率开拓广大空间，建议政府要主动减少投资，减少行政干预，逐步放开对要素市场的管制，建议以资金使用效率为国有银行放贷，进行资本配置的评估指标体系，打破各级政府的行政分割和区域垄断，消除政府制度性障碍。厦门大学龚敏、谢攀研究发现，在当前产能过剩，外贸形势不景气的局面下，如果通过技术进步、补贴企业资本折旧或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可提高资本利用率，提升投资效率，并改善经济结构。

　　云南财经学院龚刚教授认为作为金融资产，市场对住房的需求可能会违背一般市场的供求规律，使得房地产市场很容易产生泡沫，所以对房地产的监管不应只关注市场的供需，而更应借助一些金融市场的监管手段。其次，在一定的条件下，债务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累积扩大，从而使经济体从债务正常状态转向非正常状态时，高负债开始对经济的运行产生负反馈的作用，并进而导致经济危机，此类经济危机得以政府惩罚性救助的方式购买债务的方式消除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债务。第三，经济的稳定机制（价格行为）和非稳定机制（投资行为）的相互作用使经济产生了波动，由于价格调整具有粘性，其作为对经济的一种稳定机制，有可能不足以使得经济稳定。此时，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就成为必要。

　　货币政策方面，厦门大学卢盛荣、曹翠榕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而对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产生价格非对称性响应，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审视一下全国总量度量的可靠性，应该更多使用地区的信息，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价格反应差异赋予其不同的权重，以减少因非对称性带来的福利损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汪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地方债的利率高度依赖抵押品价值，具有优质抵押品的城投债的利率对其他的信息并不敏感，而抵押品价值较低的城投债的利率则对其他的信息比较敏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金融市场对地方债的定价方面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碍

　　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碍

　　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转变外，更深层次提升增长效率，改变要素配置扭曲的途径则是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碍效率提升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

　　史晋川认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政策重心应当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一方面影响总需求释放的主要因素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长期的制度性因素影响作用愈来愈大，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对需求的制约作用更为凸显，导致刺激总需求的短期政策效应相应下降。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应通过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以及提升效益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创新方面，强调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殷醒民认为技术化、创新化的国家战略和长期趋势必然要求有一个更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中国这样的低资本存量的国家来说，只能通过更高的投资增长率才能解决。厦门大学余长林表示，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增加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主要以市场扩张效应为主。并认为对专利和研发实施适宜的保护有利于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这正是创新导向型增长所希望呈现的增长结果。

　　体制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竞争与平等。张平强调传统赶超模式中的“纵向”干预体制必须得到改革，让有利于创新和生产效率改进的“横向”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因素发挥作用。这就要求针对赶超体制中的扭曲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减速治理加快“清洁”体制沉疴，改革“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等，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创新的经济环境，实现以存量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的目标。但是复旦大学张军、章奇等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处于一种局部改革均衡状态，如果没有足够深化的改革，这一均衡状态短期难以打破。复旦大学林曙用股票收益的证据探讨如何从市场角度理解中国反腐败竞争，实证结果发现第二轮巡查对企业股票产生负影响，表明市场还没有完全相信反腐败运动可以有效地减少贿赂，对私人小公司而言负面效应更大，回归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本地政府官员选择一个稳妥的战略，减少对先前支付贿赂金钱的企业的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鹏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他认为只有维持低职业阶层向上在流动通道的畅通，维护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机会均等，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这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中国梦”的实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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