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金融危机之一，全球经济迄今仍未摆脱危机阴影。其间，中国经济也经过短暂剧烈波动（2008-2011）之后进入了漫长的横向盘整期（2012以后），尤其是盘整过程中出现了2012年经济增长跌破8%的“新世纪的习惯保底线”，2015年经济增长击穿7%的“社会心理底线”，市场上弥漫着“悲观”情绪。我觉得观察经济形势既要看GDP增速变化态势，还要看这种增长速度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由什么增长结构组成的，这种经济结构变化是否反映经济发展趋势、是否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有长远优势。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好”与“坏”并存，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结构调整轨道
　　分析中国经济，大家都会关注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物价指数(CPI、PPI)、外贸（进口、出口）、金融（M2、新增贷款、社会融资规模）等主要经济金融指标。依据传统经验与观察标准，这些指标的时点数据与过往轨迹都不好看。
　　然而，研究观察发现，当下的中国经济很难用“好”与“坏”来概括，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结构性变化来观察，所谓的“好”与“坏”都是存在的，而且“好”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坏”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坏，关键看我们期待的是否发生、趋势是否形成。因此，深入到经济结构层面、从不同角度揭示相关经济指标的变化背景以及这种变化是否为我们所期待，可能会更客观地描述中国经济现状。
　　首先，刻画中国经济既可以从需求端入手，也可以从供给端入手，但近年来无论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在需求端，消费替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在供给端，第三产业替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经济结构中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GDP增长的最大动力，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60%。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驱动模式呈现的“三段式”：金融危机之前以出口与投资拉动为主，危机应对期间主要靠投资拉动；近年来投资拉动再次让位于消费驱动。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比2014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餐饮收入延续了近年来的增长势头，同比增长11.7%；生活文体类消费快速增长，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增长14.6%，中西药品类增长14.2%，文化办公类增长15.2%，通讯器材类增长29.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18.7%，家具类增长16.1%。近年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滑，服务业贡献则不断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2年一季度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为48.8%，到2015年四季度下降到30.4%；与此同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不断上升，2012年至2015年期间，服务业对GDP的拉动增长了0.4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增长了12.5个百分点。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突破50%，达50.5%，同期第二产业占比为40.5%，比第三产业低10个百分点。
　　其次，财政支出持续发力，投融资工具不断创新，预示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功效明显不同。经济上行期，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抑制效果要明显大于财政政策；而在经济下行期，货币政策对于解决通货紧缩的效果并不明显，而财政政策的效果要明显大于货币政策。针对2014年以来出现的货币政策“钝化”现象，2015年伊始财政政策开始发力，主要是加快部分重点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考虑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置换地方政府债券力度加大和在建项目政策措施落地，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还应指出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伴随着投融资工具的不断创新，积极创新政府和社会融资模式，PPP、政府投资基金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往大规模举债的发展方式正逐渐让位于基金投资与债务融资并重，有效引导了社会资本投入重点新兴行业。当前，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偿债能力都还处于安全区间，可以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广泛运用PPP、政府投资基金等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政府期望的投资领域及重点支持产业，为地方政府引导产业升级转型提供新的有效手段。
　　再次，数据显示，以去低端产能、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为特征的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已经取得突破。高能耗及产能过剩行业微观指标低位运行，直观上看是经济下滑的表现，而实际结果却是我们近年来宏观政策目标梦寐以求的。六大高能耗行业增速及企业利润增速放缓，虽然拖累了整体工业增速，但也反应出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钢材、水泥、平板玻璃产量增速持续下滑，部分行业增速由正转负，产能过剩行业持续处在去库存的过程中。纺织、鞋帽类产品出口下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增速放缓，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我国低端产业产能过剩正在持续改善。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逐渐加快。2015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2%，比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快4.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1.8%；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5%。高新技术企业利润持续高增长，2015年上半年，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增长19%，医药制造业利润增长13.5%，反应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从出口产品来看，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保持稳健。观察历史轨迹，2005-2007年期间，虽然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呈现下行趋势；而2012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增速，并没有因为经济下行而改变平稳增长态势。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此消彼长，意味着新旧增长动力逐步转换，成为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与此相适应的是，单位GDP能耗降低，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型。2011年以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尤其是2015年同比下降5.6%，降幅进一步扩大，为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节能降耗工作取得新进展。
　　当然，从结构上观察部分经济指标也在“变坏”，例如对外贸易疲弱格局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对于这种“变坏”也应辩证看待。近期进出口数据大幅回落，虽然有需求面疲弱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回落也重要原因。即使是出口增速出现的结构分化，也不应过分悲观；主要商品进口量稳重有升，考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进口额的抵消，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拉动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虽然货币计价表现的进口增速萎缩，但由于大宗商品、铁矿石、能源等价格大幅下降，进口的实物数量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相当于以较低的价格进口了更多的资源产品，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与高峰时期相比，来料与进料加工贸易形式的出口增速下滑最显著，2010年后基本保持负增长，也可以说是经济附加值较低的出口拖累了出口的整体增速，并不是一件坏事。而2015年前8个月，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速均较2014年回升。同时，随着工业在经济中占比下降以及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用电量、货运量等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能简单凭借用电量及货运量的经验数据来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在以高端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地区经济中，完全可以用更少的电、更少的货运和更少的投资来支持较快的高质量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近年来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商业模式迅速兴起的革命意义。应该说全社会对已经发生的商业革命的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够。商业模式革命不仅对潜在消费需求唤醒实现，提升供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极具重要作用。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其中很重要体现在经济运行效率方面，但近年来这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商业模式革命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从物流运行效率来看，由于商业模式革命的大力推动，2014年，每百元社会物流总额所耗费的物流费用为4.6元，同比下降0.5元，下降速度加快。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从2011年—2013年间的18%左右下降到15.2%，与美国、日本、德国等的差距在1—2年间缩小了近4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只比美日等发达国家高6个左右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我国物流运行效率将很快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市场占比还较低，但发展异常迅猛，2013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7.78%，2014年增长至9.39%、2015年进一步增加到12.88%，互联网商业发展空间巨大。继续推动商业革命，推进商业模式演进，对激发我国潜在需求，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带来的作用将是革命性的。
　　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借助市场化的“重组升级”策略和政府托底的“再就业计划”可以减轻结构转换痛苦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下发生了积极而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传统产业低速运行甚至是负增长，高科技行业、战略新兴行业的增速普遍高于GDP增速一倍以上，但人们的现实感觉似乎痛苦大于惊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由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采矿业、产能过剩行业、低端制造业规模巨大，这些行业在结构调整中持续性低速甚至萎缩性增长，虽然符合市场与政策预期，但也会对GDP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部分服务业虽然总体向好，但其规模远不及前述低迷行业，后者的正向贡献还不足以完全抵消前者的负面影响，因而GDP增速下行的压力一直很大，这些可能是主要原因。
　　首先，观察一二三次产业对GDP的拉动及贡献率，近年来工业对于GDP的正向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我国经济经发展自2012年开始步入增速缓慢下行的横向盘整通道（除了个别季度外，大部分时间运行在8%-7%区间），而且经济结构变化成为影响经济运行轨迹的主要因素。2012年一季度工业拉动GDP3.9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8.8%；2015年四季度工业拉动GDP下降为2.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下降到30.4%；而农业对GDP的影响基本保持稳定，2012年以来对GDP的拉动维持在0.2-0.3个百分点之间，贡献率稳定在4%左右。与此同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虽然不断上升，但不足以抵消工业减速的影响。2012年至2015年期间，服务业对GDP的拉动增长了0.4个百分点，而工业对GDP的拉动下降了1.8个百分点；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增长了12.5个百分点，而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18.40个百分点。
　　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稳定的意义不容忽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虽然服务业占比稳步提高、农业占比逐年下降，但工业占比基本保持在40%左右。与日韩不同，部分拉美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GDP结构变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关键期时，工业占比下降过快，形成了所谓的第二产业空洞，导致了经济发展后继乏力。
　　其次，工业门类虽然齐全，但产业结构低端化，在以工业升级为核心的结构调整中，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数量巨大，而需要快速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还很幼稚，形成规模产业能力的技术门槛也很高。行业的生命力取决于市场需求，具体观察指标是实现收入的增长速度。深入工业内部来看，我国作为国际公认的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三大门类、41个大类、700多个小类的工业体系，其中制造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近90%。通过对工业所有细分行业的统计分析，目前收入增速高于9%的行业在整体工业收入总额中占比14%，增速在6%-8%区间的行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21%，增速在0-5%的行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28%，而负增长的行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36%，尤其是黑色金属、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拉低了整体工业收入，其中2015年钢压延加工累计收入增速-12.57%，而其工业占比高达4.29%。也就是说，目前增速明显高于GDP的工业细分行业，其体量只占工业总体的14%，而如果将增速在5%以下的都视为低迷增长，则这些行业的体量占到了工业总体的64%，上升行业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低迷和衰退行业的“损失”，这可能是许多人感觉经济情况不好的重要原因。譬如，通信系统设备制造业2015年1-10月累计增速达到17.6%，是GDP增速的2倍还要多，但是它在整体工业中的占比只有0.79%，对GDP的推动力有限。
　　其三，以行业小类的颗粒度来观察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可以发现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但对就业的影响则明显不同。一方面，高污染、高能耗、传统低端制造业处于萎缩状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5个子行业2015年收入增速均大幅下滑，占比最高的钢压延加工增速-12.57，成为最大拖累。其余占比较高、且增速大幅负增长的细分行业还有：原油加工、炼焦；水泥和平板玻璃；火力发电；铜压延加工；采矿、冶金、建筑专业设备制造等，这些细分行业都位居负增长的前列。
　　由于粗放、低端的特点，“劳动密集型行业”几乎成为其代名词，因而这些困难行业影响的不仅仅是GDP，更重要的是就业与社会稳定压力。以煤炭开采、钢铁为例，2015年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分别为442万和362万，而2013年历史峰值为529万和415万。
　　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保持强劲增长之势。最具有代表性的高技术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其中，电子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几大行业持续保持高长速度，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光纤光缆制造、锂离子电池、通信设备制造增速都超过12%以上，大幅高于工业整体水平，代表了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行业的最大特点是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和劳动者进入的高门槛。因而在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这些行业的发展规模即使填补了淘汰低端粗放行业失去的经济份额，也不可能减轻全社会就业的总量和结构压力。高技术产业吸纳的新增就业很难抵消传统行业“去就业”的压力。
　　应该说，经济结构转换带来一定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国家和经济体都是如此。但是，怎样降低结构调整痛苦、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宏观政策上还是可以主动作为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经济结构升级，而不是统计意义上的数量结构变化，对于陷入困境的传统产业不能采取简单关停了事，而应尽可能通过兼并重组与技术改造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对于没有重组改造价值的真正“僵尸”企业，应该让市场来“出清”，政府只需要做好相应的社会保障即可。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经济危机时期还是主动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包括进入司法程序的破产重整）都是处理问题企业的基本形式，真正意义上的依法破产清算、关门走人的方式所占比重不大。这样操作既有利于减少各方痛苦，也有利于提高存量资源利用率。
　　我还想进一步强调的是，在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现有存量劳动供给结构难以满足新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现有劳动力转岗再就业的压力十分巨大，也十分艰难。政府必须承担起现有就业人员转岗培训和指导再就业的艰巨任务。有些国际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譬如日本在淘汰落后产能时制定了一系列法案，主要涉及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并提供补贴，为原企业提供劳动者停业补助和训练费用以延长失业保险金支付时间，安排失业人员参加公共事业等。美国在处理去产能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时，逐步建立起现代的福利制度和再就业培训体系，其中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保障了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增强了失业预防和促进再就业的功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建立了就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制度、稳定就业计划和职业技能发展计划三个方面。这些措施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中央已经决定设立专项资金，在未来4-5年内每年出资1000亿元，主要用于钢铁和煤炭行业的下岗人员安置，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金融危机最先受到冲击东部地区正在走出困境，以杭州为代表的区域产业升级趋势正在确立
　　为了深入观察中国经济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近期我们还收集分析了杭州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情况，也从中观经济层面证实了前述宏观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的经济状况几乎成为观察预测中国经济的“领先指标”，杭州地区的经济数据尤其具有代表性，滞后期大约为两年左右。2012-2014年，杭州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趋势明显，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势头明显加快。产业演进呈现由传统经济转向新兴产业为主导的趋势，信息(智慧)经济成为推动杭州经济升级的有力支点，城镇化率稳步提升。2015年，杭州成为全国第十个GDP总量跨越万亿元的城市，同比增速为10.2%，在副省级以上城市排名第二。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杭州是在固定资产增速仅为12.3%、工业增速仅为5.5%的情况下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体现了结构转型取得的良好效果。
　　首先，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明显，表明经济转换正在逐步推进。2014年，杭州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3.1∶42.6∶54.3调整为2014年的3.0∶41.8∶55.2，第三产业比重逐年提高且增速较快。第三产业中，信息软件业是拉动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2014年信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占比从2012年的5.9%，提高到2014年的10.4%，提升4.5个百分点，特别是其增长速度2014年达到33.7％，较上年加快10.1个百分点。此外居民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也实现了较快发展，虽然这两个产业比重较低，2014年占比分别只有1.2%和1%，但其增长速度较快，分别达到19.6和16.6%。同时，第三产业中有8个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整体GDP增速，特别是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的增速仅分别为0.8%和1%。
　　其次，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并已经形成势头。电子商务、信息软件、文化创意、旅游休闲、金融服务、先进装备制造业、物联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作为杭州的十大新兴产业，2014年实现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3%，增幅高于全市GDP增速4.1个百分点，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由2012年的45%提高到48.6%，可见十大新兴产业增长明显，对于GDP的贡献度也逐年上升。其中，电子商务的增速高达30.1%，占GDP比重也由2012年3%提升至6.1%，此外信息软件、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物联网和旅游休闲的增速也达到10%以上。
　　从高端装备制造业情况来看，近年来杭州装备制造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2014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全年实现利润增长11.94%。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6.82%、16.41%、15.66%；装备制造业子行业中，汽车制造业销售产值增长18.7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06%，远远超过传统装备制造业。
　　从信息产业情况来看，2014年信息经济产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18.3%，占GDP的18.14%。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30.1%；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增加值增长13.4%；物联网产业增加值增长15.9%；互联网金融产业增加值增长13.6%；智慧物流产业增加值增长11.4%；数字内容产业增加值增长19.2%；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增加值增长18.4%；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产业增加值增长11.2%；移动互联网产业增加值增长28.7%；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增长12%；信息安全产业增加值增长15%；机器人产业增加值增长5.6%。2015年前三季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5.1％，其中云计算与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软件与信息服务四大产业分别增长29.4％、36.7％、34.3％和31.5％。
　　从医药产业情况来看，2014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资产同比增长20.25%；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8.38%；全部从业人员同比增长16.05%；完成销售产值同比增长16.54%；完成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5.49%；完成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6.21%；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9.31%。
　　再次，低端产业持续萎缩，GDP痛感明显，但必须忍受。目前处于困境的行业基本上都是低端产业，主要集中在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速甚至负增长的落后产业，在浙江省则表现为一些产能过剩、生产率低的产业，在杭州地区集中在采掘业、石油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这些产业有的近几年几乎没有增长，有的甚至负增长，占GDP比重也逐年下降，从2012年的20.91%下降到2014年的12.13%，说明杭州地区的经济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些产能过剩、生产效率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杭州地区逐渐被淘汰，困难产业的比重逐年降低，虽然会在短期内压迫GDP,但我们必须忍受。
　　其四，出口结构正在调整，对于国际竞争力不必过分悲观。一是一般贸易占比提升、贸易方式更加优化。2013年、2014年、2015年1-10月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78.88%、81.91%和84.83%，比重逐年提升；而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18.71%、17.09%和14.77%，比重逐年下降。二是民营企业占比提升、外贸主体结构更趋合理。2013年、2014年、2015年1-9月民营企业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59.54%、61.73%和64.4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已超六成且比重逐年提升；而同期外资企业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34.19%、32.30%和29.06%，外资企业出口比重逐年下降且在今年持续负增长。三是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13年、2014年、2015年1-10月机电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40.81%、42.63%和42.80%，同期高科技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10.85%、12.92%和13.24%，而传统行业中服装出口增速缓慢、纺织出口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四是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变化情况，对美国出口保持良好态势、但对欧盟、日本等地出口低迷，对东盟出口增长较快而其他新兴市场表现相对疲软。
　　最后，消费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消费占GDP的比重近三年逐年上升，由2012年的37.59%上升至2014年的45.64%，每年增长3.5%左右，说明消费已经是拉动GDP增长的重要源泉。消费的比重不断扩大，符合经济转型发展的预期。
　　基础消费增长格局正逐渐走出“三公”限制和汽车限购带来的影响，刚性消费形成了较强的支撑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缓中趋稳。近三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6.2%。从2014年当年来看，虽然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增长8.7%，是“十二五”以来首次个位数增长，但若扣除汽车类（杭州2014年开始实行限号）零售额，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0%，粮油、饮料、服装、纺织品等增长12.8%，说明日常基础消费增长仍然坚实。新型消费模式引领增长，2014年，全年实现网络零售额增长37.0%，占全省37.0%，占全国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