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在中山读书的
李梅林（左三）和同学游八达岭长城
1934年3月至1936年11月。
这段在北平求学时光给东北中山中学学生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除了抗日、读书，他们的生活还有很多内容，紧张忙碌而又丰富多彩。我们听听老校友们的回忆吧。
“虱子”让我不再溜号
现已从北京商学院离休的初六班学生的王雨薇（原名王翊文）记录了她与老师的一段往事——
1935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我们上卫生课。我正专注地看着高尔基的《母亲》，这时先生点了我的名字：“王翊文！”我根本没听见，一动不动，继续看书。同桌张励琢碰了我一下，悄声说：“叫你呢！”我吃了一惊，抬起头环顾一下四周，慢慢站起来。先生问：“我方才讲什么？”我茫然不知所措。励琢提示：“虱子、虱子。”我便鹦鹉学舌般回答了一声。先生又问：“虱子有几种？”励琢又提示：“头虱子，衣虱子……”我疑惑不解，心想：怎么虱子还有“头衣之别”呢？不知怎么，忽然想起给邻家老奶奶、给姥姥家的小猪、给自己家的巴儿狗捉虱子的情景，于是脱口而答：“人虱子、猪虱子、狗虱子……”
哄的一声，全班四五十人，哄堂大笑。先生也笑弯了腰。
先生没批评我，慈祥地笑着说：“你坐下吧，我就知道你没听嘛！”
我以后上课再也不敢溜号了。
校长拎鞋追学生
邓兰儒校友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力专业技术高级人才，曾任东北电业局规划处总工程师。他在生前所写的文章《访西校重返少年》回忆了一次被校长抓现行的经历——
1935年暑假期间，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和同学李荫阶到一根自来水管边冲凉，虽穿有短裤，但水湿贴身，仍似赤条条，一丝不挂。正当全身由头到脚冲得水淋淋、湿漉漉，格外凉爽时，恰巧被过路的李锡恩校长看见。
老人家大声问：“你们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我俩狼狈地光着脚向教室边宿舍逃跑。老人家手提着我们的鞋在后面追，边走边喊：“小心，别扎破脚！”走进宿舍，问完姓名后，他教导我们说：“已经是中学生了，不能再孩子气，光天化日下，在有来往行人，尤其是通向女生宿舍院的路旁，赤身露体的裸浴，这样对人家是不尊重，对自己是不知羞耻。一个有教养，举止行为文明的人不会如此粗野！”校长临出门时，又说：“不要怕，不处罚你们，但年轻人有错要改，不能再犯，古训君子不二过，必须牢牢记住！”
风沙弥天悲啼声
1935年，中山高中学生参加黄寺军训，所有军训项目成绩均名列前茅。
校友孙季良回忆说——
这个学生训练队由抗日名将关麟征任总队长。
我们每天进行各种军事训练。那时北平春天风沙弥漫，我们在特大的操场上齐步走、正步走、卧倒、射击，很辛苦，但想到是为抗日复土接受训练，再苦也是心甘情愿的。军营中晚间臭虫特多，同学们不堪其“咬”，夜不能寐。有个同学风趣地说：“我一举消灭了八个小日本……”
刚刚训练两个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向当时卖国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抗议，黄寺军训被迫解散。可见当时的政府何等惧怕外敌，甘受屈辱！停办那一天，关麟征上台讲话，用白手绢擦着眼泪，痛哭流涕：“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一耻辱！我们要矢志报国，杀敌复土！”全场学生一片哭声。
此时风沙弥天，悲啼声直冲云霄。国家不强，即使军训再好又能怎样？！
游八达岭长城
学习之余，校方也安排一些郊游活动。
校友李梅林向我们讲述——
1936年秋，（学校）组织去八达岭长城。
我们先徒步走到西直门火车站，再乘火车到青龙桥，然后步行过去。火车过了南口便在山上绕行，换上两个大马力的火车头，一前一后沿着S形的路轨爬行。在火车上，老师给我们讲这条平绥铁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着重讲了詹天佑如何带领他妹妹及工人，如何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修建成这条铁路，后来被日本人害死。到青龙桥后，看到詹天佑的铜像，我们每个人都向他行军礼，表示崇敬和悼念。最后，我们登上了八达岭长城……
寄信不敢写校名地址
在齐红深教授编著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中，校友王成福说——
1934年冬初，我在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那时候，给家里写封信是一件天大的事。都是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哪能不想家？有时候就自己躲在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抹眼泪。但不敢给家里写信，怕给家里添麻烦。家里有人参加反满抗日，有人逃到关内，日本鬼子知道了，就到家里要人。但不写信又怕家里惦记，实在憋不住了才隔个一年半载的写封信。
我写家信也不敢写校名地址，地址都是写的我校购粮的粮店——彰仪门里协泰玉粮栈，但也要辗转多日才能到我家人之手。信中未敢提读书，只说在商店当一名小伙计。为了让邻居相信，我还给家里寄了一张打扮成小伙计样子的照片。我家有个叔伯侄女的丈夫，当了伪满警察，告密说我家有人在关内读书，逼得我家迁居两次。我自从离家乡流亡关内，13年里只与父亲、弟弟妹妹通过不到十封信。互相想念只能以泪水表达，尤其是年节……
本版文字由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伏桂明、周贤忠撰写 本版照片由王林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