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不弃 铁证戳穿谎言
伪满历史教科书关于东北自古不隶于中国、使日本侵略合法化的论述。
《打倒日本——支那的排日教材》（昭和六年第10版）。满铁调查部搜集大量中国教科书和出版物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并于1931年出版此书，以激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仇恨。
伪满洲国统一印制的小学生作业本封面，宣传“日满协和、一德一心”。
■本报记者 刘玉
残阳如血山河碎，踏破铁骑战沙场。
70多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是血淋淋的伤口和难以祛除的疤痕。
如果说武力侵略带来的是怒火，奴化教育带来的则是耻辱。日伪占领东北之后，积极编纂教科书，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罪行，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国民”，企图建立为其掠夺、灭亡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
如今，伤痕犹在，日本当局却在教科书上一再做手脚，淡化二战责任。甚至积极搜集占领东北期间编纂的教科书，企图抹去其奴化教育的历史。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也不容篡改。
幸好，在中国，有一批人较早觉醒起来，持续30多年搜集整理日本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及时抢救那段历史，揭露日伪时期对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的罪证。
一个团队32年与时间赛跑
“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年时间，长期由日本教师强制教日语，日语考不好就难以就业和升学。
“为了不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教学中篡改中国历史。他们常常强迫我们背伪满‘建国宣言’，胡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单独开国，并且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出来。”
这是齐红深在2005年走访近80岁的辽宁老人徐德源时，记录下的口述文字。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盛世修志的形势下，辽宁省教育厅机关干部齐红深受命编写地方教育志。
齐红深在查阅历史资料时发现，日伪档案和1935年出版的日本人著作《满洲教育史》中，通篇充斥着对中华文化的诋毁，同时为日本侵华殖民教育歌功颂德。然而，当齐红深想找些中国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时，当时竟然没有找到！
“那时感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从此，齐红深将业余时间全部用来遍查古代典籍和文献档案，并开始自费寻找和访谈亲历者，想通过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来揭示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真相。
随着齐红深编著的《东北地方教育史》《满族教育史》《日本侵华教育史》《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等著作相继问世，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国各地学者，以及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的学者、团体纷纷与他建立起学术交流合作关系。
从1984年开始，齐红深联合全国各界85位专家学者，相继组成“东北地方教育史”“日本侵华教育史”“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其中，“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是教育部“十一五”重点课题。
齐红深说，日本侵华殖民教育档案都是日本留下的，中国人当时没有话语权。为了使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只靠日本人留下的美化殖民教育的档案不行，只靠宏大叙事、理论推理也不行，需要用国际上通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请千千万万历史亲历者走上讲台，用证人、证言、证物说话。
32年来，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与时间赛跑，同日本人争夺第一手材料，抢救出2000余位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口述资料，此外，还搜集到散落于民间的3000余幅历史图片和1000余种教科书、作文、作业、毕业证、文具等实物，还有录音、录像、图片，甚至有墓碑……形成了日本侵华证人、证言、证物的完整体系，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文化、泯灭中华民族意识的有力证据。
在课题组搜集到的实物中，有一批证物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那就是454本伪满洲国教科书。齐红深认为，日本侵华时期教科书在教育、史料、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
侵略者篡改教材实施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教科书从编纂到印刷、发行都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编审官室和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主任，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在场监视。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立即命令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采取“应急编纂，应急改订”措施，对在“关东州”、满铁附属地使用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进行“大改订”。为了减少东北沦陷区学校接受这些教材的情感障碍，日本关东军又令伪奉天省教育厅成立图书编审委员会，对上述教科书进行移植和改头换面的加工，增加经学、孝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成为署名为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编纂的另一套教科书。
1932年6月，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训令”，把提前准备的南满洲教育会所编的“学堂教科书”（22册）和“奉天省公署教育厅”所编的“暂定教科书”（32册）作为“应急措施”，定为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地采用的小学教科书。这两套教科书一直使用至1934年9月。
在这些教科书中，日本侵略者用知识性替代民国时期中国教科书的国耻教育内容，并渗透日本侵略者的观点。例如，1931年3月初版发行、1932年3月31日再版发行的由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写的《初级用新时代国语读本》第一册第11页，课文内容有“红青白黑满地黄，我们的国旗好光明，我们的国旗好光明”，这是让中国儿童认知伪满洲国“国旗”。
而在历史、地理教科书中，日本侵略者则通过捏造事实、篡改历史来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如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得庆重生”。
日本关东军一边应急编纂教科书，大肆实施奴化教育，一边下令删改、废止中国教科书，妄图控制中国人的反日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在《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的密件中下达命令“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稍有民族意识或民主思想的书籍，均被打入废止之列，被查禁或焚烧。据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的5个月中，被焚烧的中国教科书就达650万余册。
丹麦基督教会大孤山培英学校教员夏德远回忆说：“凡是有宣传进步思想、反对侵略、反对压迫、变法维新、抵制外货、纪念国耻等内容的书籍一概被勒令焚烧。”
曾在滨江县立第六小学上学的赵振生说：“1932年上半年，开学后的一天上午，正在上课时，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学校操场，吓得小同学躲在教室的一角，大一点儿的同学越窗翻墙逃跑。原来，日本兵在街上看到我们学校的墙上有个砖刻的中国国徽。”
日本侵略者还使用十分野蛮的手段清除带有“中国”色彩的读物、文字。而这些书籍的持有者往往会因此殃及生命安全。伪吉林教育厅长在伪满第一次教育厅长会议上透露：“1932年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周某，因在其讲义中发现三民主义、孙文遗嘱，被送交法庭法办。”
事实上，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对中国教科书中有反日内容的课文调查得一清二楚。为了刺激和煽动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仇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在1931年以前就已经把搜集的中国教科书中揭露日本侵略的内容编辑成册，并且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打倒日本——支那的排日教育》。
而在当时，中国教科书中的反日内容的确很多，包括修身、历史、地理、国语等各种学科。这是甲午战争后，特别是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小学国耻教育的突出表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自行编印宣传爱国抗日内容的教科书，发挥了战斗作用。
齐红深说，历史证明，这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卓有成效的，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正是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
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部分
日本文部省1944年曾组织编写了一本名为《文教维新的纲领》的书，文部大臣冈部长景在序言中写道：“现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不仅是武力和粮食生产的战争，也是科学技术的战争，同时也是教育和思想的战争。”此话一语道明，伪满洲国教育就是“大东亚战争支配下”的教育，教育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部分。
齐红深对日本侵略者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的目的研究得透彻而准确：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罪行，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国民”。
1932年7月，伪满文教部成立了由岩间德也主持的教科书编审室。从1934年9月至1937年6月，分3期共计编纂完成44种85册。这些教科书中，“日本化”内容增强，直接宣扬日本军威等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宣扬“忠孝”等封建主义思想占据主流。
而历史、地理教科书则大肆进行日本侵略正当化教育。初级中学校《本国地理教科书》把伪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宣传伪满洲国具有独立的地理区域、丰富的物产和极大的开发价值。
溥仪发表《回銮训民诏书》之后，宣扬“民族协和”“一德一心”成为教科书的思想主轴，美化日本的内容显著增加。例如，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第一篇“建国前史”，只写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且见缝插针，详述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在“渤海与日本之关系”中说：“满日两国之关系，发生最早……及渤海兴起，而满日之国交，乃更特著于世。”
1938年，伪满洲国“新学制”施行后，对教科书内容又做了调整。
调整之一是宣扬“日满一德一心”。教材对于古代史尽量简化，自甲午战争开始渐次详细，对日本“帮助”“开发”，扶持伪满政权“一德一心”的“史实”尽量详尽，以图收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调整之二是宣扬尊崇日本天皇。1938年10月10日伪民生部编写的国民高等学校《（满语）国民道德》（第一卷），书前印着《建国宣言》《执政宣言》《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全书歪曲历史，篡改事实，充斥着对日本天皇、伪满皇帝的崇拜，对日本侵略者的感恩，对伪满洲国的认同。
调整之三是宣扬日本文化，逐渐用日语取代中国语，在用“满语”编写的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日文片假名。
调整之四是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精神。《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卷八）全书没有一篇不体现日本军国主义价值观，直接宣传日本文化、天皇、日满协和的内容占绝大多数，即使看似知识性的文章《马》也是宣扬武士道精神。
调整之五是理科教材减少内容，并渗透政治性内容。为培养学生对伪满洲国的认同，国民学校算术教科书应用题有计算伪满“国旗”的数量；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满语）算术代数上卷》（西垣久实著，康德五年发行）计算伪满的钱币、两地距离、物产等。
1943年，为适应太平洋战争形势，伪满决定改正学校规程，“另行树立教科用图书之编纂计划”。当年4月第二次重建文教部后，对充实“建国精神”科目越来越重视。溥仪颁布的《奠定国本诏书》基于“唯神之道”，对伪满“建国精神”进行重新解释。这一时期伪满教科书的编纂和使用已经非常不正规，为应急需，只仓促地编写了一些临时性读物，却大肆宣扬“唯神之道”。日本强制伪满洲国把日本“天照大神”当祖神供奉崇拜。教材增添了《万邦无比的国体》《神敕》《八纮一宇》《教育敕语》《现人神》等宣扬日本“神道”的课文，提出“大东亚战争，越发的发挥日本国体的精华，日本皇军将士忠勇义烈的行动，国民全体充溢着灭私奉公的精神……这全是由于这唯神之道所显现的”。
同时，加强时局教育。伪满末期的教科书，其重要任务是使学生“能明确圣战的意义，巩固其克服时艰的觉悟，并祈愿武运长久，圣战必胜，同时，更向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上，誓出以协力奉公的至诚心”。学校活动、教师的课堂教授都要“对应”时局，“一切知识的灌输，像宣战的大诏，以及关联时局的诏书，应详细解释其意义，使之对于宣战的必然性，和圣战协力的不可忽视的精神，有更深的认识，让他知行合一，和训练打成一片”。
一场永无止境的教育抗战
近年来，日本争抢收藏日本侵占中国期间的教科书，开展日本殖民地教科书研究，其目的不仅是美化殖民教育，也是为今日日本的海外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日本首任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在日本侵占台湾后曾明确提出：“我们虽然已用兵力征服了台湾，但是今后要想彻底征服台湾人的心、要使台湾千载万载永远成为日本的领土，关键在于，要对台湾人从内心深处予以同化，要做到这一点，非教育莫属。”
据齐红深教授介绍，近些年来，日本对于搜集保存、影印出版日本侵占中国期间的教科书十分重视。在中国学习访问的日本人和在日本学习工作的中国人在搜集伪满洲国教科书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日本保存的伪满洲国教科书数量明显增加。据日本研究者编印的多种《日本殖民地教科书收藏目录》不完全记载，上世纪90年代，日本仅有伪满洲国教科书4本，而现在已有117本，都是通过在华日本专家和在日中国留学生及网购等渠道从中国民间高价购走的。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紧对侵占中国期间教科书的研究。1996年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成立伊始，就提出编辑翻刻《殖民地·占领地教科书大系》的构想。目前已经出版《“满州”殖民地中国人用教科书集成》《“满州”殖民地日本语教科书集成》等。
据齐红深教授介绍，日本科学文部省自2007年以来，每3年设立一个课题费1亿日元左右的综合性大课题。同时，每年还设立1-3个经费在几百万日元的单项课题。这些课题无一例外都是在美化殖民教育，并且为今日日本的海外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可见日本在这方面的用力之大，用心之深远。
与此相比，对于日本侵华时期的老课本，我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却不注意收藏。目前，中国所有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收存的伪满洲国教科书总共只有45本。而由于政治运动和动迁等原因，群众手中的老课本很少，再加上这些年日本人千方百计购买搜集夹带出国，我国现存的日本侵华教科书更是稀缺。
让人扼腕的是，大连市图书馆收藏的关东州、伪满教科书，在上世纪90年代被日本早稻田大学竹中宪一先生完整地复制并出版了影印本和资料集成。东北师范大学收藏的关东州、伪满教科书已经不知下落。
值得庆幸的是，齐红深教授领导的课题组经过30多年的努力，搜集收藏的伪满洲国教科书目前已经超过了日本和中国其他机构和个人收藏的总合，而且还收藏了伪满洲国学生作业、用品等实物1000余件，原版历史照片2000余幅，其他沦陷区教科书和伪满其他书籍800余本。调查访谈了2300多位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口述实录，字数达800多万字！
但这还远远不够。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课题组成员现在都已逾古稀，最年轻的也有70多岁了。国家对课题组没有经费投入，他们收藏的资料无处堆放。他们曾经提出捐献给国家，但至今没有获许。国家文物部门答复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如此，80多位专家学者花费30多年心血搜集到的日本侵华罪证，就会流入市场，其结局极有可能是流入日本！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负起我们的国民责任。不能眼看着日本侵华的历史淹没在时光里。”说这话时，头发花白的齐红深教授目光十分坚毅。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