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中山”： 用最大的勇气活下去，为了明天
“1934年3月26日，一所专收东北四省流亡学生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创立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小的不过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好像看到了母亲，跑着，欢笑着，投向她的怀抱，吮吸着她的乳汁，期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为母亲的护卫者……”
这是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孙季良说过的一段话，形容自己投奔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时的心情，也概括了当年多数逃离东北沦陷区、还有书能读的中山学子的境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偌大的东北已容不下一张课桌。一批又一批东北少年选择了流亡：有的随家南迁，一大家子挈妇将雏、颠沛流离；有的踽踽独行，稚嫩的脸孔淹没在逃亡的大人堆里，那么的凄惶，却在心底暗揣“逃离绝地”的希望……
李梅林 ，1931年才是9岁的孩子。家乡，沈阳。这位东北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今年已经93岁。我们到他家中拜访，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起步晚了，我们这代人没剩几个了。”闻言，我们欷歔不已。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生理现实：当年的见证者均已八九十岁，尤其是亲历北平那段历史的健在者已为数不多且都在90岁以上。
“九一八”事变前，我在沈阳东关小学读书。
日本人向北大营开炮的那天晚上，家人都被震醒了，不敢睡。后来听说后院有个兵工厂的科长，人虽躲到了地窖里，可家里被抢了。我有一位舅舅在东北大学读书。有两三百名日军冲进学校，用刺刀木棍击打学生，驱赶他们，稍迟即遭杀伤。在女生宿舍，一个来串门的15岁附中女生被强奸了。还有一个女生举起窗台的花盆猛砸日军，被刺中了腹部，大出血而死。
第二天，路过被日军戒严的小东关城门，我拿石头砸一个日本兵，然后跑了……
一周后，我和丧夫守寡的母亲跟着外祖父一家离开沈阳。经山海关时，日本兵在火车上挨个查，一不高兴就将人拎下车，甚至有人被打死。我们一路有惊无险，经河北沧州，终至北平。母亲带我艰难生活，为别人带孩子、当保姆，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1936年，我报考了公费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白竞凡 ，曾用名白桂荣，“九一八”事变那年13岁，从黑龙江省安达县投奔中山时16岁。2008年3月10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身份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离休干部(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她还有一个身份：开国少将高存信的夫人。她在回忆文章《考入中山》中写到自己的入关经历。
1933年夏我高小毕业，考入了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那里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派了日本学监，不许我们说是中国人，只准说是满洲人。大家内心强烈不满，言行却不能表露出来，否则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学校不断有师生失踪、被捕的事儿。
1934年春，我们宿舍传阅着一封从北平来的信。信中说，北平有一个专收东北青年的中学。这个消息在我们要好的同学中悄悄地传着。我特别高兴，决心进关。我不敢对父亲直说，只跟他说去哈尔滨巴彦县大姐家看看。
在火车上，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伊兰县（注：应为依兰县）来的13口人的大家庭：爷爷、奶奶、兄弟、妯娌和孙子三代人。他们问我上哪里，我说去长春（注：当时伪满洲国“新京”）。我问他们，他们也说去长春。到长春时，车上广播去沈阳的火车还有15分钟就要开车。车停稳后，我急忙下车，横越铁轨，奔向停在三站台的开往沈阳的列车。我吃力地背起大行李，跑不起来，越想快越快不起来，直趔趄，连急带赶，出了一身大汗。刚到车门前开车铃便响了，我顾不上喘气，急忙登上了车，开车后还不停地大喘气。一看，那13口人的大家子也跟着上了车。不言而喻，大家都是进关的。车到山海关时，日本宪兵不停地盘查、审问，因为我成了他们大家庭的成员，也就安然地过了这个关口。
车行进至山海关内，我看到了飘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样的旗，我还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看到的，自从东北沦亡，就只能见到日本的膏药旗。我逃出了虎口。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自由呼吸了。
李曦沐 ，曾用名李文相，入关流亡时14岁。家乡，辽宁新宾苇子峪。曾任国家测绘局局长，现已离休，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他认为，入关是自己人生的关键一步。“我有好几个同学留在老家，当伪满警察，下场都不好。”2015年6月11日上午，在北京，这位93岁的东北中山中学初十六班学生向我们讲述自己“投奔中山”的经过。
1936年，日伪治下的新宾匪患严重。
土匪把我父亲和哥哥都绑去了。父亲岁数大了，胡子看没什么油水就放了。哥哥趁着胡子喝酒也跑回来。可家里不能住了，我到抚顺表哥家寄居。这时候，在天津的小学同学戴临风来信说，在北平有两个中学：一个是东北中学，一个是东北中山中学，专门收留东北流亡学生。戴临风（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也是流亡学生，在东北中学读书。我开始报的也是东北中学，没考上。我被现在看来最简单不过的加减法难住了。数学不行，考1减3等于几，可我那时候哪知道负数啊，答不上。我便提心吊胆地报考了东北中山中学。考不上就意味着生活没着落了。
东北中山中学没有在数学上卡我……
赵明 ，曾用名赵普琳、赵今是，流亡北平时14岁。家乡，沈阳。离休干部，原公安部一局副局长，2009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投奔中山的经历，他在《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中详细介绍过。
我在农村长大。父亲被他的姨表弟、在黑龙江省步兵第二旅第四团当团长的吴德林拉去当军需官。1931年夏高小毕业，我考入东北第二交通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我失学回到家里，跟一位俄文女教师学俄文。
1932年冬，父亲所在的部队及眷属退到苏联，我全家也在内。1933年2月，苏联开始遣送部分人员回国。我哥哥随部队去了新疆，我父亲带领大部分义勇军家属经海参崴到了北平。我因患猩红热病住院，出院后，住进吴德林家，后随高级将领家眷，经海参崴到了上海。不几天传来父亲病故的消息。吴婶给了我一块现大洋，打发我坐难民船来到了北平。这时我母亲已带弟弟妹妹回到沈阳老家。我不愿回东北当亡国奴，找到了我一个叔叔，求他收留我。正好接待义勇军眷属的“全国抗日后援会”结束前，发放结余的抗日捐款，我拿到了给我全家的几十元钱，考入北平知行中学，跳班读初中二年级。1934年3月，我又考入东北中山中学。
在流亡北平前，中山校友、原中顾委委员、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在吉林因散发爱国传单被伪警察逮捕入狱。到北平后，他曾以自己被捕经历为背景在报上发表《磨炼》，揭露日伪的残酷，表达必胜的信念：“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每个角落里尽都是阴沉沉的暗湿。若是从哪一个破墙缝中透出一丝阳光，那我的心立刻就获得了财宝一样的喜悦，因为阳光对我们比什么都珍贵啊。……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再向人间跳；那么让我用最大的勇气活下去，为了明天，我必须坚忍着奋斗在黑夜……”
“用最大的勇气活下去，为了明天”，这句话说出了多数东北流亡少年的心声。
一张“流亡抗战”的少年群像图在我们面前已延展开来。
我们似乎听到一个声音——
我们离去，是为了归来。且终将归来。
本版文字由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伏桂明、周贤忠撰写
本版照片由王林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