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抗战之第四站：三千里大迁徙 烽火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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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阅读”中国
如今桂林山水再美，在中山校友眼中也赶不上当年
闻一多先生在长沙临时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大)迁往昆明途中，说：“我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过去漂洋过海，领略过海的辽阔，可是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脚跟和脚趾，去抚摸祖先的沧桑、领略山的雄伟。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国难当头，重新认识中国的又何止闻一多一人？
下文便是当年东北中山中学学生的“迁徙体验”。
校友张之良回忆：“听说广西有瘴气，有毒蛇，而我们当时是遇到什么地方，只要方便都要住的，如山洞，如祠堂，都是我们住宿的好地方。到阳朔，我们放下行李，立即去漓江江边观风景。水清见底，群山环抱，倒影林立，相映成画。有时还可看渔人架着竹筏用鱼鹰捕鱼。我们到的那天晚上，恰逢阴历十五。月明如洗，只见炊烟笔直升起，白色暮霭横挂山腰，如薄纱，如飘带。真如神仙世界。同学们全给迷住了，忘记了一天徒步的疲劳，大家都不肯睡。”
校友陈寰(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回忆：“从桂林开始徒步，我们沿着漓江边的群山穿过，边走边赏风景，大饱眼福，真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雨天，烟雾迷茫，峰峦若有若无。要是云破日出，霞光万道山色岚影，更是美不胜收。一时间寄情于山水之间，忘了流离之苦。新中国成立后，我多次去过桂林、阳朔，游漓江，但是总没有像第一次走过时，那样的惊奇和激动。”
台湾校友李兴唐说：“我们何其不幸，幼年时备尝逃亡流亡之苦。又何其有幸，有机会行万里路，享受了一般青年所不易享受到的多彩多姿的生活，丰富了我们的人生，帮助了我们深切地体验人生，大有助于我们完成学业，进入社会服务后，人人都能脚踏实地，各有所成，回馈国家培育之恩。”
中国山光水色，永远印在了这些东北青少年的脑子里。而在他们的家乡东北，同样有美丽的白山黑水。他们怀着“抗战必胜”之信念前进，而“回家”之决心愈发坚定。
湘桂黔渝迁徙路线图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借用《西南联合大学校歌》里的一句，因为它同样适用于这所“国立一号”中学——东北中山中学。她在离“衡山湘水”不远的湖南永丰镇璜璧堂“暂驻足”。1938年10月21日、25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致湖南处日寇夹击之中。战争的硝烟已弥漫身边，东北中山中学此前已派人入川勘察，希望在大后方找一处落脚之地，虽未选定校址，但也不得不紧急撤离了。
水路，因武汉沦陷走不通了。
东北中山中学选择了南下广西迂回入川的路线。93岁的沈阳校友白晶泉解释说：“走湘西经贵州入川要近些，但没火车，又有土匪盘踞，若知道学校有枪肯定来抢，可能造成伤亡。而走广西，路远但较安全，还有火车。”
1938年11月12日，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从璜璧堂出发了。
这一走，便整整一个冬天。
易家湾·敞车上
一位老乡大喊：“你们的‘鞋子’掉了！”
在北京，穆杰(左)和罗国芬等校友接受采访
如此撤离，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凄惶。
同学们穿着草鞋、黄军装，打着裹腿，告别了永丰的璜璧堂，徒步奔湘潭。我们在北京采访过82岁的穆杰。他一家跟东北中山中学有着很深的渊源：父亲乌荫棠是国文老师，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他自己，都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那时我五六岁，而大哥11岁。他后来对我说，父亲一手扶着车帮，一手吃力地将最后一件行李拉上车的情景，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父亲虽是壮年，但在那样拥挤情况下，把母亲和五个孩子送上装满盐包的敞篷火车，再把几件行李和两个装衣物和书籍的、重七八十斤的柳条包弄上来，火车已经缓缓启动。”
他的二姐穆超还撰文记了一件事儿：
盐包已超出火车的车帮，找凹处才能坐下。车行至易家湾附近已是半夜，疲惫的人们都已沉沉入睡，只听得一位操着方言的老乡大喊：“你们的鞋子掉了！”我们都被吵醒了。父亲说，鞋掉了就掉了吧，不值得跳下火车去捡。那人又大叫：“鞋子！你们的鞋子！睡在这里的鞋子落车了。”鞋子怎么睡觉？父亲这才醒过味来，一摸发现大哥穆惕乾不在身边了。是哥哥掉下车了！幸好车要进站，已经减速。他急忙跳下车，回跑几十米，看到哥哥蜷曲在铁路边的一个小土包边上。由于连日奔波，疲劳过度，他虽然从车上摔下来，人却还在睡。父亲把他拉上车。哥哥便是那位好心人口中的“鞋子”。
大家都说，哥哥是死里逃生，拣回一条命。
在湖南，我们求证多人才弄清楚“孩子”说成“鞋子”的原因：当地人说鞋子听着像“孩子”；管男孩叫“细伢子”，说快了，外地人听着又像“鞋子”。
桂林·饭馆里
终吃顿饱饭，还被当地人起个“蝗虫”诨号
在沈阳，白晶泉接受采访
与乌荫棠老师一家不同，白晶泉随着多数师生挤上了闷罐车。
“闷罐车人多，有撤退的政府职员，有商人，还有我们这些学生，挤得满满的。车上，大家才知道长沙被大火烧了。”白晶泉说，“到霞流，敌机来袭，火车躲进山里，整整停了一天。全车2500多人也饿了一天。天黑了，火车才开，半夜两点到衡阳。带队老师告诉我们，白天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趁着没亮，大家赶紧进城找吃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小饭馆吃上一口。”
从湘潭到衡阳，再到桂林，师生们一直饿着。
“在桂林，在刘希夷老师带领下，同学们到街上吃‘客饭’。‘客饭’就是一菜一汤，米饭管饱，每客两角。我们这些东北人把人家准备一天的米饭吃光了。未饱，老板过意不去，马上下挂面，又吃光。还是未饱，连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吃下去了。过两天，街上的饭馆都不卖‘客饭’了，米饭一律按碗计价。又因为我们都穿黄色制服，当地人便叫我们‘蝗虫’。”失忆严重的白晶泉接受采访时常“断片儿”，可说这一段经历却很清晰。
女同学住在桂林市区一个竹棚里，男同学则住在七星岩山洞，休整一周。桂林西行已没有铁路，也没有钱集中搭乘汽车，徒步便成了选择。
拉铺·大山中
他，孤零零在那，终不得还乡
冬天是广西的雨季，山路泥泞。
据校友张之良回忆：“那天，我背负30多斤的行李，走得全身是汗。走得比我快的同学，被层层的山岭相隔，我看不见了；走得比我慢的同学还未赶上来，路上也没有其他行人和车辆。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一人在那儿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而体质弱的女同学更为狼狈。白晶泉说：“开始不觉得累，几天后就不行了，许多同学脚上打起了血泡。同学们就用针烧红了挑破血泡，再用煤油消毒。横跨瑶山山脉时山高路险，相当艰难。”
紧接着，意外发生了：学生樊树人死于车轮下。他手中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被撞得满地飘零。我们在京、沈两地采访过的李曦沐、赵德本和白晶泉都是见证者。据白晶泉回忆：
途经柳州南拉铺小站，西南公路局的运货车与运汽油的军车斗气，互相超车。一辆军车冲进路旁稻田，将我们的队伍截断。樊树人同学惨死在车下！还有几个同学受伤。大家高喊着要求法办司机。一名中校很蛮横，拿出张纸写什么，说：“写个报告就完了。”刘希夷老师说：“你当踩死只蚂蚁呢？”那名中校悄悄走了。刘老师代表同学们提出三个条件：一、由一位姓陈的上尉出一书面执据说明责任在军方；二、给死者买衣裳、棺材埋葬；三、送伤者到柳州医治。至于善后，由教育部会同国防部来解决。陈上尉总想逃走，一直拖到晚上，才打电话请来他们的营长，按照三个条件解决了问题。
我们含着泪，擦干樊树人身上的血迹，洗净脸，换上新衣，然后小心翼翼地装殓在棺材里，把他埋葬在山坡上。同学们望一眼拉铺大山中的那座新坟，又含泪上路了。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而他，孤零零在那，终不得还乡。
队伍在柳州休整数天后，继续西行，至宜山怀远镇停下来。再往前便是海拔两三千米高的大山，几百里无人烟。从桂林至此，师生徒步760里，历时26天。
怀远·镇公所
复课仅三个月，却远胜平日里三年……
师生已极度疲劳，急待休整。学校决定停留一段时间，并借用怀远镇公所房屋和一座旧庙当教室，于1939年1月5日起即行复课。
接到复课消息，先行至贵阳的乌荫棠老师回来了，而他三岁的幼子刚刚夭折。事隔多年，穆杰提到父亲与幼弟，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到贵阳，小弟受不了一路颠沛流离，加上营养不良，染病住院。在病床上，他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声音稚嫩，有气无力的，格外凄凉。他终因缺医少药而死去。在荒草丛生的山野，父亲将一把把湿润的泥土撒在小弟的新坟之上，没有葬礼、没有悼词，惟有阵阵哭声。父亲把我们暂留在龙里，只身南下，回了怀远。”
已进川的郝泠若老师将夫人安置在重庆，也赶回怀远。不久，他却收到夫人给他寄来一张照片，告知他已另结新欢。生物老师王虚中上课无黑板，学生问：“还上课吗？”他说：“上！”他用粉笔在自己的大衣上画图演示，说：“黑板在我的胸前！”
苦难中弦歌不辍，老师们，无论正经历怎样的痛苦，都没有辜负“保护和培植东北的爱国力量”的初衷。而学生们也倍加珍惜这样的读书机会。学生石增祥于1999年3月17日在美国洛杉矶写一段小文，提到怀远一课：
一日，郝师(郝泠若)出了一道作文题：“吾何幸而生于中国！”当时我是怎么答的，已记不清，但，此题却深深印进我的脑海，整整一个甲子仍难忘怀。何以如此？因郝师所用的“何幸”二字使我深思不已。郝师是以十分坚定和自信的心态来预示的，这里没有半点凄切之情。晃眼60年过去了！郝师所预指的“何幸”，已在世界的东方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150多年的国耻将在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就要回归的喜庆声中洗刷干净。
怀远复课仅三个月，却远胜平日里三年……
1939年4月，校址选定在川南威远县静宁寺。师生撤离怀远，或徒步或搭车，经河池、南丹、贵阳和乌江渡、娄山关、七十二湾等险路，终于4月底抵达重庆。全程1700余公里。
怀远散记>>>
流动图书馆
大迁徙途中，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在学生中间创立。
陈寰说：“我很羡慕宣传队里那些同学亲密无间、互相关心的感情。在徒步行军路上，他们分头背了60多本进步书籍和小说，组成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为减轻重量，切去了书上的白边，只留下中间的黑字。他们对我一视同仁，让我读了不少高尔基和其他苏联作家的作品，思想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到怀远镇后，大家把途中每人背负的图书集中，建立借阅制度，供全校同学使用。”
据刘玉佩回忆，同学们还编写手抄本刊物：《火把》、《场园》，记录路上的见闻、读书札记、诗歌、随想。《火把》由邓育华、李文相、刘玉佩等轮流负责编辑。取名《火把》，意在那长夜难明的旧中国，要有冲破黑暗的决心，以星星之火光照前途；《场园》由礼广贵与高十七八班(学生减员，故两个班级合并)文组同学组织出刊。取名《场园》，一为怀念东北故土，一为广为收获的象征。
在怀远，同学们举行读书讨论会：1939年3月12日，在程沐寒老师的宿舍里，举行苏联小说《铁流》讨论会；在王秀徵老师家里，同学们读了毛泽东1938年出版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王老师还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送给同学。
春节猜灯谜
怀远镇临时复课，教学条件、生活条件都很差，但师生们的精神是饱满的。陈寰说：“除夕包饺子，男女同学一起动手。我一口气吃了30个饺子，算是饱餐了。男同学喝酒划拳，谁赢谁喝酒。除夕的灯谜晚会很热闹，大家在自制的花灯之间穿来穿去，欢声笑语不绝，暂时忘了背井离乡之苦。”
在北京，赵德本也提到了猜灯谜。他告诉我们，灯谜都是老师创作的，至今还能记起的有：
女生宿舍(打宋诗一句：“更无一个是男儿”)；
男生宿舍(打世界名作家：但丁)；
张骞出使西域(打中国地名：安西)；
航空信(打中国地名：高邮)；
冬至(打中国地名：天长)；
由此下钩(打北京胡同：鲜鱼口)；
九条黄瓜一刀切(打北京胡同：十八个半截)；
马嵬遗恨已千年(打本校人名：陈玉环)；
明妃西去无来日(打本校人名：胡福久)。
谜语中提到的陈玉环就是陈寰，她后来到解放区后改名，去掉了中间的玉字。另一个校友胡福久(原交通部公路总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曾撰文回忆：
郝泠若老师没有教过我这班，但他很熟悉我的情况，在怀远镇过春节时，他草拟的若干条灯谜中就有一则以我的名字为谜底的，谜面是旧诗一句：“明妃西去无来日”，藏着“匈奴(胡)艳福长久”的意思，是张汉同学猜中的。
这是一张“V”形的东北中山中学迁徙线路图。
从地图上看似乎并不远，特别是从湖南永丰至重庆的直线距离看着很近。但，我们经计算后发现，师生们走过的这条路足有1700多公里，且多为山路，又赶上雨季，泥泞难行。即使在现在，路况今非昔比，自己驾车走完这段路也要比在平原地区多用近一倍的时间。如阳朔至荔浦仅40余公里，驾车却需一个多小时。
残酷的战争让他们舍近求远，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史料伴读>>>
炸弹悬在学校上空
侵华日军蓄意摧毁中国的教育。他们每到一处，便投弹轰炸，再加炮击，骑兵步兵一齐上阵，摧毁未尽，继而纵火、侵占校舍。“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这是蔡元培等102位中国教育文化界名人用英文发表的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称此实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大污点”，呼吁世界开明人士，一致谴责制止这种毁坏威胁文明的野蛮暴行。
然而，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没有停止。
1938年4月10日，日本轰炸机27架轰炸长沙，向地处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投掷燃烧弹50余枚、炸弹30余枚，炸死学生、工友3人，伤40余人，炸毁校图书馆、部分学生宿舍和全部仪器设备。在离长沙约140公里的湖南永丰镇璜璧堂，东北中山中学的师生们同样也嗅到危险的气味。
炸弹，始终悬在学校上空。
不过，侵华日军低估了中国教育与文化的生命力。
本版稿件由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伏桂明、周贤忠撰写
本版图片由王林摄/翻拍袁野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