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金融体系

　　金融本身不会创造价值，收入和财富在劳动、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分配应当公平。金融监管从表面上看是对金融风险的监管，实际上是对酿成金融风险的金融利益的监管。金融市场综合监管可以阻止金融利益利用监管错配兴风作浪，保障金融为社会经济服务。
　　现代贫富悬殊是经济金融化的结果
　　金融为经济发现资本，为储蓄发现回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不少主要新兴国家的储蓄率同发达国家相近，但人均GDP比发达国家要低三分之二或一半，其中金融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融并不是越发达就越有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期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水平上，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是有效的，这同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情况相似。但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私人储蓄增加，发展速度减缓，资本会自然流向房地产和大型企业等能给银行提供高质押的领域。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如果金融体系不改革，就会出现产能过剩、房产囤积和低效企业，在各国都是如此。
　　金融市场是市场，市场价格应当由供需关系决定。不过，要实现这个原则，商品需求量与商品潜在的供应量之间应当能够平衡。金融市场同商品市场在这方面有区别，资本是有限的稀缺资源，持有稀缺资源可以囤积居奇，寻求超额利润。根据伦敦政经大学教授约翰·凯的数据，在大部分西方经济中，银行持有的资产和债务超过政府的资产和债务，但实际借贷给企业和个人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的总量，还不到它们总资产和债务的10％。
　　金融去监管促成经济金融化，也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格林斯潘说，贫富不均说到底是国民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建成了以中产家庭为主体的社会，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深入，国民收入和财富大量转入上层家庭。从收入来看，1970年上层家庭的收入占全民总收入的29％，到2014年上升为49％。在1971年，16%的成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到2015年这个数字是20％。从1971年到2015年，上层家庭的收入增加47％，中等家庭为34％，下层家庭为28％。从财富（资产减去债务）来看，1980年以来，上层家庭财富翻了一倍，中等家庭停滞不动，下层家庭反而减少。上层家庭的财富在2013年是中等家庭的7倍，下层家庭的70倍。到2015年，美国中等家庭的数目低于50%，“中间大两端小”的社会结构已经被破坏。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同经济金融化不无关系。美国财富不均在1929到1978年间逐步下降，之后开始上升，1979年顶部0.1％家庭的财富占全民财富的7％，2012年为22％。美国的金融化经济为全球效仿，结果全球顶部1％上层家庭拥有的财富在2015年超过了其他99％家庭持有财富的总和。
　　这种财富集中的核心是金融扩张。2014年全球1645个10亿美元级的富翁中，20％同金融有关。1990年到2000年之间出现的500个10亿美元级富人中，有20％来自金融业。2013年以来金融领域产生了37个10亿级富翁。金融领域10亿级富翁的财富增长率在2013-2014年之间是15％，远远超过3％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少数人拥有大量的钱，以钱生钱就成了增加财富的捷径。根据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统计，1979年以来，在美国资本收益对顶部1％家庭财富增长的贡献为八分之七，在底部95％的家庭中不到3％。资本收益的不均远远要大于其他形式的收入。在美国最富有的400个人的收入之中，资本收益占总收益的57％，利率和股息占16％，全国5％的股息归这400人所有。根据2005年的统计，美国顶部1％的富有者中，45％的人不是在金融界工作，就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在顶部0.1%的富有者中，这个比例为60％。金融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美国成为最大的个人财富来源。
　　资本既是生产要素也是财富载体。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除了为经济服务之外，金融在财富再分配方面所起的功能日渐显著，资本回报率持续超出经济产出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财富的增加速度快于经济产出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贫富差距因此自动扩大。不过，近40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华尔街金融运作助成的债务扩张。央行货币政策不考虑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政府不认为金融监管属于宏观经济政策。按照皮凯蒂的研究，资本分成通常占经济产出收益的四分之一，在资本密集的行业可以高达一半。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经济中，收入不公的主要表现不是对劳动支付的不公，而是来自资本收入的分配不公。里根时代大量公有资产被私有化，这种现象之后就变得尤其突出。上世纪70年代早期，大部分国家的金融资产和债务总量不超过国民收入的4-5倍，到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是10-15倍。光靠经济发展解决不了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金融财富有扩大贫富差距的内在逻辑和动能。
　　金融监管应以小康社会为纲
　　在工业革命的初期，有人提出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好处。这种理论后来被证明即使在18世纪也是错的，大众富裕对经济发展更有利。由于社会改革运动的推动，19世纪后期工资购买力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国从1929年到1948年贫富差距不断缩小，为后来3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里根以来的政府基本上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即使有钱人更有钱，穷人更穷，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总体会更有利，政府只需要从富人那里征税，用来贴补穷人，社会就能优化发展。金融危机暴露出这种理论的缺陷。市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市场都是在一定监管框架中的社会机构。金融危机以来，经济金融化的内在逻辑仍然在起作用，贫富差距不是缩小，反而加剧。
　　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的零利率政策，同1929年危机后美国政府限定银行利息的“监管规则Q”有些相像，它们都是要限制资本的分成。不过，今天的金融环境不同于80年前，资产证券化根本改变了银行的性质。金融市场取代银行成了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资产增值，金融资本因此更进一步挤压产业利润。短期投机的欲望超过长期投资的意向。短期利率同长期利率的利差收窄甚至倒挂，失业率降低但总工资水平变化甚微。就业增加而经济增长缓慢，劳动生产率下降。
　　资本获益要通过债券和股票才能货币化。市场经济需要证券和信用市场。经济工业化产生了资本对劳动的异化，经济金融化产生了证券对资本的异化，公司股份制改变了家族拥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由于储蓄分散和社会分工日益复杂，无论为企业筹集资本还是为储蓄者寻找投资机会，都离不开金融中介。金融中介按金额收费，以回报提成，他们不是资本的所有者，但同资本的利益密切相关。中介活动提高了资金利用率，降低了社会投资成本。但是，中介的利益分成模式只重视资金的短期回报，而不对投资的长期效益负责。中介代理利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赢利，金融机构只有在代理人或交易员赚钱时才给他们分成。金融业只对证券回报而不是资本效益负责，这种运作模式对金融界似乎成了只赢不输的买卖。在这样的模式里，使用杠杆力是天然偏向。杠杆能放大短期盈利，短期盈利决定中介的收入。即使事后杠杆破灭，盈利消失，中介的收入已经入袋为安。美国金融业的激励制度把这种模式的优点和弊端都推到了极致。
　　金融机构的盈利主要来自高风险的借贷，杠杆力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在金融化时代，风险也成为收入的来源。信息不对称在风险市场比在商品市场要严重得多，信息不对称因此成为金融超额盈利的另一来源。高风险和高杠杆力以及信息不对称，是金融性质变化的重要特征。这种性质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同金融对经济的服务或经济的增值没有多大关系。斯蒂格利茨说银行有推动市场不稳定的动机，市场中靠日波动赚钱的交易者同样有推高市场波动性的理由。金融机构冒险的动机和动能比其他行业要高。现代从事金融活动的人不具备处理由于他们的行为而造成的复杂环境的能力，金融去监管加大了社会承担的风险。杠杆力过高、流动性失调和资本质押不足等弊病因此积累起来。到金融危机爆发，就只能是政府出手，社会埋单。
　　金融是经济的延伸，经济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从事金融活动的人既有竞争性也有社会性。新自由主义理论假设作为经济工具而存在的孤立的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用福山的话说，人是按规则活动的动物。“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是，过度的贫富悬殊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金融本身不会创造价值，收入和财富在劳动、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分配应当公平。否则就没有小康社会可言。美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中国社会里，因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财富传承的集中程度会比其他国家都要高。建立以小康社会为纲的金融监管体系，对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会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