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放开准入限制 是提振民间投资的核心要务

　　今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下跌，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差持续扩大。对此，笔者有一些个人的思考和建议：——应理性看待民间投资回落，慎用扩张性货币政策。
　　笔者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的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不断下行，民营企业减少投资是“顺周期”的理性行为。而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顺周期”大幅下滑，国有投资步入“逆周期”的快速上升通道。但是，国有投资是否能再次带动民间投资回转？答案或许并不乐观。
　　这是因为，在民间投资中，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自筹资金，特别在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条件非常苛刻。而且，对比民营企业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和目前的运行背景也有着较大的区别。次贷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外汇占款有所下滑，但其增速仍然在20%左右的高位波动，同时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的增速在30%附近波动。为此，在国有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可以较快地恢复前期水平。但在近些年，特别是2016年以来，外汇占款增速持续下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筹资金几成负增长状态。这决定了民营企业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充足的资金跟进国有投资，并出现反转走势。
　　对此，笔者认为，应依靠减税提升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注重引导产业发展。减税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进而提升企业的投资能力；二是可以吸引国外投资，弥补我国对外投资快速上升对国内投资产生的分流作用；三是可以通过差别化的税收减免政策，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例如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为民间投资进入高端产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例如由于我国第三产业中包含了大量的低端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第二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70%至90%的区间波动，这意味着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势必降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
　　此外，虽然我国的货物贸易一直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却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并且在2016年以来持续负增长，这意味着国内对于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这与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鲜明对比。其症结在于民间投资多集中于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在水利、教育、卫生、金融等领域的“准入门槛”非常高。
　　为此，笔者建议，无论是为了扩大民间投资，还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尽快降低民间投资的准入限制都是核心要务。
　　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将放松服务业管制落到实
　　处。国家在近些年出台多部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举措，但服务业相关领域的准入限制尚未得到有效突破。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推进，即加快建立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对于非负面清单的项目，政府实行备案制，并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
　　二是从多方面完善现行的PPP模式。PPP模式的初衷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目前却仍是国有企业唱主角。完善PPP模式的主要思路应包括，加快推进PPP的法治建设，加强政策协调统筹，落实好财政支持，使PPP基金财政奖补等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