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沐：“弃生”因何感念母校？
人物志
李曦沐，曾用名李晓。辽宁新宾县人，1922年生。1936年进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后在战争烽火中辗转求学于国立二中、国立十四中。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毕业之后回到东北，任职于黑龙江省委、辽宁省委，后出任国家建委副秘书长，国家测绘局局长。
离休后居北京，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李曦沐很传奇。他是好学生，两次报考均能考上西南联大是个证明；他是不安分的学生，被东北中山中学“两次记大过，一次开除”也是个证明。2015年6月11日，在北京一个响晴的上午，我们来到位于北京三里河二区的李老家中，这位93岁的老人早已在桌上摆好水杯，热情地迎接我们。但，随后的采访让我们领教了他的严谨——
他不会随声附和你的观点，只说自己认为对的话。
“两次记大过，一次开除”
“中山中学西迁到湖南璜璧堂，高年级同学办起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壁报。我投了两篇稿子，一篇题为《汉奸的儿子》，写的是一个父亲在天津当了汉奸，而儿子却逃到南京来上学的真人实事；另一篇是《太子河边》，写的是我在太子河畔的家乡，抒发怀念故土之情。”
李曦沐参加了确定他后来政治方向的东北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1938年，刘祖汉（后改名陆锦）等高年级同学发起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我报名参加了。在一个多月的农村宣传实践中，我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刘祖汉同学被开除，宣传队全体同学被各记大过一次以后，我认识到抗日救亡必须走另一条路。”这是李曦沐第一次被记大过。他提到的刘祖汉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刘祖汉当过长沙市民政局局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后来任吉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李曦沐所说的“另一条路”便是去延安。“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斯诺的《西行漫记》，胡绳的《唯物辩证法入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心想去寻找另一片天地。”他想去延安，曾向新宾老乡曹士光筹路费。后来他没去成，而曹（曾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毕业后去了陕北。
在怀远镇，李曦沐又一次被记大过。“‘九一八’纪念日那天，我们班几个同学正难过地一遍又一遍地唱《松花江上》，却听到几位老师在后面食堂猜拳行令，大吃大喝。我少年气盛，跑去问：都‘九一八’了，你们怎么还这么高兴？！我同一位姓陈的训育员吵起来。他们告到学校，要开除我。担任我们班主任的何树棠老师为我说了情。”
学校出布告，说他“行为失检，辱师良甚，着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
“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按照学校的要求做‘好学生’了。宣传队同学集体受处分以后，并没有散伙，反倒更加亲密了。1939年春，以原宣传队大部分同学为主体，又吸收了少数志同道合的同学，在静宁寺外的一片竹林里秘密聚会，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组织，并采纳我的建议，取名为‘动社’。”动社，取“关键时候应有所行动”之意。在不久后爆发反对校长的罢课行动中，动社起了骨干作用。
当时的校长被罢免了，学生们拉着黄包车把他请出了学校。李曦沐也被开除了。
李曦沐对这段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发生这些事儿可以说明中山中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即：尽管创办、主持或掌握中山中学的人另有自己的政治意图，但实际事与愿违，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少同学追求真理，在时代和形势影响下走上与那些人意愿相反的道路。这是历史潮流必然，无法抗拒，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中山中学的历史中真正的光荣所在。”
“只知张恨水，不知鲁迅”
赴京前，中山校友、东北大学教授李梅林一再提醒：“李曦沐这人一定要采访，他是我们同班同学里最聪明、最能干的人。”
刚见面，李曦沐却告诉我们：“我1936年从东北进关时，包袱里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四书》，一本是《算术四则试题详解》。前者代表了我受的教育，后者是为了投考。这很可以说明我当时可怜的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
李曦沐说，当时自己只知道张恨水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却不知有鲁迅。
“初一国文老师周以佐先生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作家的介绍，使我从原来在东北只知道张恨水的学生，一下子打开眼界。特别是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时，他清早一上课就很严肃，很悲痛地说：中国的高尔基鲁迅先生逝世了!这事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让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阅读进步和革命的文艺著作。在这一点上，周以佐先生对我起了启蒙的作用。中山中学有许多好老师。我们当时还是孩子，老师的言行无意中都可以对我们产生深刻的乃至终身的影响。”
后来，李曦沐的转变是翻天覆地式的。
“两次报考联大，两次考上”
李曦沐在中山中学老师安排下，进了国立二中——一所比东北中山中学晚四年成立的流亡中学，也在四川。改名叫李晓的他继续着“不安分”，和几名同学办了秘密读书会，传看一些左倾的书籍。这种“越矩”行为又被学校发现，李曦沐再次被开除，不过只作内部通知，叫“默退”。
他还“打摆子”(染上疟疾)了，生活似乎陷入了绝境。这时候，秘密读书会的同学建议他直接考大学，但李曦沐没有中学毕业证，没有资格。同学想了个办法：用肥皂刻了一个公章，在“河南焦作中学”毕业证上盖了“印”，没等干，他就拿假毕业证报考了正招生的西南联大历史系。西南联大在《中央日报》“发榜”了，“李晓”大名便在里面。他没有去，因为他的英文老师告诉他：“即使是在战时，即使西南联大自己也处在颠沛流离中，但作假仍是不允许的。”忆起这件事儿，他至今心存感激：“一旦作假事出，我就毁了。”李曦沐拿着那张有他名字的报纸，辗转到国立十四中请求“补课”。这所于1938年流亡至西南地区的中学收留了他……
1941年，19岁的他再次报考西南联大历史系，又被录取了。他愈发进步，在这所著名的流亡大学入党了。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校友严宝瑜在2015年5月8日个人博客中回忆：“李晓学长在中学时期就追求进步，曾向老爹（严宝瑜网上自称）推荐《大众哲学》等诸多革命书籍，是老爹的革命引路人。”
李曦沐认为，人的一生总有关键的几步。“没有中山，就没书读、没饭吃。”中山中学还是他进步思想萌芽的地方。他笑着说：“在中山，我是学习最好的、思想最进步的学生。”虽是玩笑，可有一件事能证明。在大师云集、英才辈出的西南联大，他也是学习好的学生：按“四年总平均分在85分以上”的条件，他可以直接申请清华大学研究生。他申请了，甚至与抛出留美诱饵、实际上却想一脚踢开他这位左倾学生的系主任有一番斗争，终迫使对方遵从“规矩”。
如果沿着这样的路来设计李曦沐的人生，那么，可能坐在我们面前接受采访的是一位教授，历史学家，或是国学大师……但，李曦沐放弃了读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机会。“那时候是真的可以为理想、为信念献身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受党的指派去了东北，人生轨迹也由此发生了转变。即便如此，面前的这位老人依旧让我们偶尔感受到从其身上发散出来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
从中山中学到西南联大，再到现在。
也许有一种东西从未从他身上离去，很可能就是他对“进步”的渴望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