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人士谈人贩子量刑：“打拐”也要“打买”
“人贩子一律死刑”被指有违刑法原则，法学界认为
6月17日，“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被刷屏，相关话题迅速引起热烈争议。有不少法学界人士认为，对“人贩子”的处罚应该罪刑相适应，而不应一刀切叫“杀”。
6月18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鉴于拐卖儿童危害巨大，建议应该依法从严惩处人贩子。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应该坚决依法适用死刑，以起到震慑作用。同时，陈士渠认为，收买儿童的应该被定罪，通过追究其刑事责任，减少收买需求，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
云南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拐卖儿童案件，该院在对近年来发生在当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后，形成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目前的法律实践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但对收买者存在打击盲点。买方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成为拐卖儿童犯罪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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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死刑”有违刑法原则
根据新浪网针对相关话题的调查结果，八成网友赞成“人贩子一律死刑”。对此，广州律师娄孟强认为，法律需要理性，不能用感性绑架立法，“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罚当其罪，罪刑相称，滥施极刑从未能使人弃恶从善。”
根据我国《刑法》，拐卖儿童罪的量刑标准采用了三档梯度，根据犯罪情节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该罪的起刑点为5年，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在拐卖儿童的量刑上不考虑个案因素，而采取‘一律死刑’的做法，势必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违背法律理性和公正的本质，最终导致犯罪嫌疑人少了一个趋利避害的考量。”娄孟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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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罪多判重刑
实际上，拐卖儿童罪量刑在我国已属较重刑罚。根据《刑法》规定，该罪起刑点的5年，相比同属暴力犯罪的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3年起刑点更高。对于有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幼儿的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近年来，我国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依法处以上限处罚，各地也出现了对“人贩子”判处死刑的案例。
在曲靖市中院梳理的典型案件中，包括2012年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大拐卖婴儿犯罪案。该案中，蒋开枝组织、领导和指挥36名“人贩子”，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共拐卖223名婴儿。法院最终以“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社会影响极坏”，依法判处蒋开枝死刑。此外，广西“蓝树山拐卖儿童案”和江苏“马守庆拐卖儿童案”也均因拐卖儿童数量多，法院作出死刑判决。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到2009年年末，人民法院判决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重刑率(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叫“重刑”)均在60%以上，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以上；2010年至2014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重刑率依然超过了一半，达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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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市场存在打击盲点
曲靖市中院在调研中发现，虽然警方逐年加大打拐的力度，但较大的买方市场依然是“人贩子”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一些人置道德和法律不顾而高价收买儿童，以延续香火或显示人丁兴旺、家庭发达，这就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在该院调研的9起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件中，拐卖一个儿童或婴幼儿可获得几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拐卖男婴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而对收买者的处罚，则被认为过轻。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如果对其没有虐待行为，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曲靖中院的法官对此解释，在现实的打拐行动中，为尽快解救被拐卖的儿童，司法机关为取得买主的配合，只要收买者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其被处罚的可能或程度都会相应地减少和减轻。
该院的调研报告指出，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正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仅对拐出地进行预防和干预，而忽视了对拐入地的需求方控制，在经济利益的作用下，仍会对拐卖儿童现象形成很大的市场拉力，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曲靖市中院认为，买方才是拐卖儿童犯罪的真正源头。买方市场问题不解决，拐卖儿童犯罪就难以根治。
今年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会涉及现行《刑法》中“收买儿童罪”的相关条款。该草案在去年10月份一审时，将对收买者的免责部分修改为“收买即入罪”，即将原条款中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买方的刑事处罚，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特别是在买卖儿童成风的地方，一个村庄里处罚一个买家，就能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曲靖中院一名法官说。(本报记者 卢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