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长陈吉宁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答记者问

　   中国日报记者:新环保法实施后曾引发拖累地方经济发展的争论。部长您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同时随着今年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您认为如何才能破解既要发展经济同时又要保护环境这一难题？谢谢。

　　陈吉宁：环境问题既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然、怎么对待自然，也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给下一代留下什么样的自然财富。总书记是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也提出了“绿色发展”这样一个理念，指出环境就是民生，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过去我们认为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GDP，发展就是要有产品，我们没有把生态产品作为人的生存发展的必需品，也没有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概念，也没有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学会怎么样去约束人的行为。所以“两山论”从根本上更新了我们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环境无价的认识，打破了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固有思维，指出了发展和保护之间是内在的统一，我想这对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引和遵循作用。

　　我们今天仍然有一部分干部认为环保和发展是对立的，所以今天开场我就讲了，它不是对立的。还有部分人认为环保是包袱，抓环保就会影响GDP，就会影响发展，存在着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的问题。现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就是要解决从过去的粗放式发展、从追求量到追求质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我认为这个“质”不仅仅是经济质量的“质”，好的经济质量也是好的环境质量，同时它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这样的质量。我们过去经济一枝独秀，其他发展滞后，存在突出短板，这条路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要看到我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要用好环保这个抓手，推动我们经济转型升级。大家看到环境今天是短板，但是它也是机遇。

　　我过去讲过，从来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企业。今天的技术快速发展，生产规模得以迅速的扩张，只有让那些污染的企业退出市场，才能给好的企业留出发展的空间，这些企业才能够专注于其他的创新，专注于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够避免在我们的发展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国际经验是这样，中国经验也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不论是浙江铅蓄电池污染整治，几年的时间，关闭淘汰了220多家企业，淘汰了80%多，产业变好了，污染大幅度下降了。再看山东的造纸行业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兰州的大气治理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过去讲，如果我们做一个坐标的话，横坐标是环保，纵坐标是经济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落在了第一象限，经济发展也好，环保工作也好。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地区和企业现在在第二象限，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是环保没做好。还有个别地区经济没做好，环保也没有做好，但是又经常说我因为抓环保了，所以经济滑坡了，但是我们也在看，其实环保也没有抓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贫困地区，生态质量非常好，但是发展还没有上去。环保工作解决经济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怎么样形成一个内生的机制，推动我们的发展从第二象限、第四象限进入第一象限，而不要掉在第三象限。谢谢。

　纽约时报记者:中国空气污染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煤炭消费。“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对煤炭消费的控制会不会采取新的措施？在“十三五”期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中国煤炭消费的前景大概什么时候达到峰值？谢谢。

　　陈吉宁：谢谢您的提问。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我们的能源结构，或更确切地讲是来自于煤的燃烧而造成的。我们也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所以如果大家注意的话，我们在“十三五”对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都有明确的要求。同时也在大力推进清洁煤炭的使用。媒体可能注意到了，最近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要求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接近天然气电厂的水平，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变革和举措，颠覆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煤炭不清洁的认识，会对我们解决雾霾问题带来积极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煤炭对雾霾的影响就是散煤的问题。散煤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千家万户。一吨散煤燃烧的排放相当于五到十吨电厂排放的污染物，而且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散煤的用量在增加。大家看，去年冬天几次严重的雾霾，散煤的贡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下一个阶段将在做好散煤管控工作上有更大的投入，有更好的办法。

　　最近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全国的散煤污染治理工作会，大家交流经验，怎么样采取更好的机制、更好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但总的看来，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调整能源结构，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加大能源调整力度,同时做好煤的清洁利用。谢谢。

　人民日报社记者：我们了解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想问陈部长，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什么？环保部门又是打算如何推进实现这一目标？谢谢。

　　陈吉宁：谢谢您的提问。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是党中央在生态环保领域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对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是改革完善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实现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举措。它的目的就是要增强环境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以块为主的环保管理体制，这个体制面临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重发展轻环保，发展硬、环保软，有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预环保监测监察执法，环保的责任不落实，往往地方政府的责任成为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所以必须进行改革。

　　这项改革有四个目的：一是要落实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环保责任，这是环保法第六条的规定。二是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三是要进一步统筹跨区域、跨流域环境管理的问题。四是要规范和加强地方环保机构队伍的建设。我们要达到这四个目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环保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到各地进行调研，研究这项改革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也到其他部门调研，借鉴他们在垂管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好经验，我们也到国外了解一些国家在环境管理上、在分层设置上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做法。中央对此项工作分工明确之后，我们和中编办密切合作，目前已经形成了联合工作机制。最近我们会同中编办和财政部出台了做好垂管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在目前改革刚启动和改革没完成之前，各地、各部门怎么做好各自的环保工作，履职尽责，有序推进，不要出现问题，特别是在人、财、物等方面做好平稳的过渡，严防出现突击进人、提拔干部、压缩环保经费等问题。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各地对这项改革都有很高的积极性，目前已经有17个省（区、市）提出全面试点或部分试点的意向，环保部正在抓紧编制试点指导意见。我们大概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试点工作，力争在2018年本届政府换届之前完成这项改革。我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这项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监测监察执法的改革，还涉及到省、部之间一些关系的重新界定，涉及到一些审批权限的重新梳理，所以它是一个牵动全身的工作。我们将会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坚持眼睛向下，突出问题导向，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高质量的改革方案，把这件好事办好，让人民群众能够有实实在在的好的环境获得感。谢谢大家。

　澎博新闻社记者: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是公众关注度很高的话题，因为这方面的污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土壤污染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在出台治理土壤污染的行动计划方面推迟了一年的时间。我想问一下，鉴于土壤污染是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土壤污染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么困难？为什么会推迟了一年？

　　陈吉宁：谢谢您的提问。大家都期盼“土十条”的尽快出台，这项工作始于2013年5月，按照中央的部署，环保部牵头，多个部门起草文件部署怎么做好土壤污染防治这样一项工作。两年多来，我们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大概到目前已经修改了50多稿。我们也三次征求省（区、市）的意见和地方的意见，另外5次征求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目前文稿已经基本成熟，下一步我们按照程序报批后就可以实施。

　　之所以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一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二是基础非常薄弱。它和大气、水不一样，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现在还没有一部法律规范，相关的工作也很分散。土壤的问题又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它和用途是密切相关的，比如靠近饮用水源，也与空间位置密切相关，所以界定起来非常困难。但是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想讲虽然“土十条”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是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一直在按照“十二五”规划进行部署和推动，也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效。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土十条”的一些基本想法。

　　“土十条”编制中，我们主要的思路是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突出重点、有限目标，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国情，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全局，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地进行管控和治理，我们特别强调风险管控，重点是要夯实“两个基础”、突出“两大重点”、推进“三大任务”、强化“三大保障”。

　　“两大基础”，一是要摸清底数。我们要开展详细的土壤污染详查，要摸清家底。二是要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两大重点”，重点解决农用地和污染的建设用地，要提出明确的管控要求。“三大任务”，分别是对未污染的土地怎么办、怎么保护好，正在污染的土地怎么处理，已经污染的土地如何做好风险管控，在风险管控的条件下做好修复。“三大保障”，我们要解决科学技术问题，提高科技保障能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目标考核。“土十条”政策发布之后会举行专门的记者招待会，届时会给各位做介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