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以巨龙为精神标识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必须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强责任担当，结合我国目前考古发掘资源，开展对标落实工作。从目前一些省份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资源看，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一些独特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亟待深入研究、佐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其中，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就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属于中华文明根脉源头之一的万年文化。

　　 一、“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1.“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主要分布在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北查海村西南2.5公里的向阳扇面台地上，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前10000年-前7000年）人类聚落遗址，遗址占地面积为3万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了主遗址之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西北直线距离“查海遗址”约12公里的沙拉镇塔尺西沟村的“他尺西沟遗址”，西南直线距离“查海遗址”约18公里的招束沟乡三家子村程家粱屯的“程家梁遗址”（县级文保）和招束沟乡贾家沟村的“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

　　考古发现表明，“查海遗址”是一个典型古人类中心聚落遗址，特别是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极为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8000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多是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的，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国文明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综合研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比红山文化还早约2000-3000年，具有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

　　 2.“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先民独特的民族信仰和图腾崇拜，龙的起源是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的。因此，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精髓的所在。

　　目前，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大型巨龙大多是由石块、贝壳、鹅卵石等材料堆积而成的，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的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主要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塑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达到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的“焦墩龙”，鹅卵石摆塑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块堆塑龙是我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我国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我国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7000年）。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或“华夏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的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3.“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充分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近年来，在证明中华文化根脉问题上，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也使“良渚遗址”文化成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来自中国南部的实证标志。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历史文化大国，能够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遗址还有很多，我国在实证中华文明起源时也强调“满天星斗”或遍地开花。其中，中国北部地区位于辽宁和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就是一个拥有约6000年文明历史的文化遗址，它的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历史文物也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只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而“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则是红山文化的源头，属于前红山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之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语），“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则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玉·龙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了发现一条“查海龙”之外，还发现了两块在陶器上浮雕的带有鳞片的龙，均约10多平方厘米，弯曲、盘旋的龙体形象，龙体布满鳞状纹。两块龙纹陶片，纹饰清晰可辨，都是浮雕手法，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这比我国先前发现的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或称熊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的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欣然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

　　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一千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的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发现了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的“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它不仅填补了我国史前文明的某些空白，也为中华文明万年历史提供了佐证依据。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不仅有助于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历史根脉，加筑中华文明悠久的厚重感，更有助于夯实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

　　 4.通过“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增强我国考古国际话语权  

　　东北亚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和民族历史悠久的地区，单纯以“牛河梁遗址”等红山文化在中国北方和东北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不够充分的（东北亚周边地区考古历史遗址有些是七千多年）。所以，要以“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作为红山文化的根脉，夯实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文脉基础，掌握东北亚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二、“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的相关建议  

　　 1.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 过去，由于缺少配套资金、缺乏相关技术造成保护困难等问题，具有万年历史的“查海遗址”发掘后又回填了，称为“填埋保护法”，导致这条“中华第一巨龙”变成了沉睡在地下的“潜龙”。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际，应该让这条沉睡的中华潜龙尽快苏醒、一飞冲天，自信地腾飞翱翔于寰宇。因此，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的战略高度，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启动或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工作，并把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来说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东北稳疆固边、爱国主义教育和文旅产业发展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等等都有深远影响。

　　 2.进一步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研究工作。 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高屋建瓴地提出，“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因此，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挖掘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效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期”，有利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对“查海遗址”进行研究的目的，不仅是要搞清楚中华文明的根源和传承脉络以及影响范围，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解释中华文明在中国北部和东北部乃至东北亚地区的文明类型特点和影响结果。因此，可尝试性地以“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中国东北地区万年文化史的核心，统领中国东北地区、北部地区和东北亚地区，提出一个以“查海遗址—兴隆洼遗址-小南山遗址”等万年文化遗址为核心的辽河地域文明圈，这个文明圈应该是一个中国先古人类活动的相对独立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地区向西影响了红山文化，向东影响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向北影响了草原文明（《史记》记载，匈奴是北方黑帝颛顼高阳氏的后人），向南影响了中原文明（河南濮阳命名为“颛顼之墟”）和南方文明（《史记》记载，夏禹、秦、楚、勾践等均是北方黑帝颛顼高阳氏的后人），是一个具有地区特色的中国古代人类万年文明系统。

　　 3.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根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发展需要，应广泛团结海内外华夏子孙，形成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全球化的精神和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不简单地等同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重点是面向全世界炎黄子孙的，目的是在新时代形成全球炎黄子孙的共同民族信仰，形成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凝聚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有以文化遗址保护为基础，形成增强国家和民族自信的类似基地，如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建有土著人生活遗址文化保护基地，把澳大利亚的文化历史回溯到一万六千年，这些文化保护基地都很好地起到了民族凝聚、民族自豪和民族自信的作用。

　　 4.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考古的国际话语权。要运用现有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高度重视有明显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历史遗址文化的宣传工作，通过对外宣传、学术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实物证明，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灿烂成就，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以及对东北亚地区的文明影响，让世界了解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方的中华远古文明、文化历史及其在世界文明历史中的作用，从而让世界不断地加深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认知和理解，塑造文明古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为此，要突出宣传“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明内容和精神标识内容。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要进行大力宣传。辽宁和内蒙古等地的“前红山文化”，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辽河文明圈，以及对东北亚地区历史文明起源和东北亚地域民族文化形成都具有重大意义。加强宣传的针对性和战略性，才能有效抵制一些西方及周边国家的部分学者在东北亚地区考古研究中严重忽视中国地域民族性特色的谬误，从现实和战略储备高度，筑起我国东北地区和北部地区边疆安全的历史文明屏障。

　　 5.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各级文保部门应该从保护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包括查海遗址（国家级）、他尺西沟遗址（省级）、贾家沟遗址（省级）、程家梁遗址（县级）等（也可以酌情考虑把胡头沟遗址、平安堡遗址等诸多红山文化遗址均纳入，阐明阜新地区前红山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的文化和文明传承的脉络关系），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未来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的遗址不被耕种所破坏。此外，还应制定一个包括前红山文化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和涵盖之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本文内容系作者研究成果，不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