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讲述初唐往事 李世民称虞世南为“五绝”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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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博珍藏《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与现存石碑碑文比较，首页中的“世南”二字完好。

　　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珍藏的孔子庙堂碑。

　　碑册中记述武德九年重修孔庙的文字。

《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受历代收藏者珍爱。

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永兴公虞世南像”。

　　核心提示

　　虞世南在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然而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稀少。史料记载，《孔子庙堂碑》上的铭文和题字全部出自虞世南之手，尽管这一石碑命途多舛，但流传下来的碑刻和拓片却是后人难得的学习、研究虞世南学识修养和书法造诣的宝贵遗产，成为“千两黄金那购得”的稀世珍品，而他尽心辅佐唐太宗成就千秋伟业的史实，更是让后世景仰，被唐太宗称为“五绝”完人。

　　书法神品：“墨本换将银印佩，令人神往庙堂碑”

　　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正式推出一个月了，展出的唐代书画文物精品，件件都将人们的视线和思绪引向1000多年前的那个经济、文化空前繁盛的时代，每一名游客都能感受到大唐盛世的风采。

　　辽博珍藏的《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原是罗振玉旧藏，是一个经折装的拓本册。所谓经折装，是中国书籍法帖装裱形式之一。其方法是把卷子长幅改作折叠，成为书本形式，前后粘以书面。它由卷轴装演变而来，因卷轴装翻看时较费劲，改用经折装后较为方便。凡经折装的书本，称为“册页”，与“手卷”等相对应，石刻拓片常使用这种装裱方式。

　　《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共有44折，每折纵26.4厘米、横14.9厘米，如果将全册展开，总长接近7米，限于展柜的空间和展览需要，这次展出时，仅仅打开碑册前面的6折。

　　这个碑册鉴藏的经历相对简单，仅在首页有两枚印章，其中一枚为“罗振玉印”，另一枚印的主人不详，推测应该是清代的一位学人，名不见史册。

　　研究金石书法的人都知道罗振玉的名字。他是清朝遗老，曾经参与炮制过伪满洲国。但是在甲骨文发现与研究、青铜器的鉴藏研究和金石文字的研究领域，是上世纪初期的翘楚。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么乃亮告诉记者：“因为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的《孔子庙堂碑》声名太大，被历代金石书法家所重视。”

　　武德九年(626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但是在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不久，李渊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同年八月，李渊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即皇帝位。在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廿九，唐太宗李世民下旨立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并下旨重修长安孔庙。一时间“凤甍謇其特起，龙桷俨以临空。霞入绮寮，日晖丹槛。窅窅崇邃，悠悠虚白。图真写状，妙绝人功。象设已陈，肃焉如在”，就是说新修的孔庙翘角飞檐，雕梁画栋，达到了人间的极致。装饰一新的孔庙宽阔幽深，按照古代的制度进行陈设，一切的样貌就好像孔子在世时那样庄严隆重。

　　当时的国子祭酒杨师道等孔子的后世门生都认为，自古以来，遇到这样在都城的中心位置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宣畅文教，是可以永载史册的盛事。所以上奏唐太宗，应当刻碑纪事。

　　当时任太子中书舍人兼著作郎的虞世南已经年近七旬，受命撰写铭文，史载，虞世南于贞观元年(627年)完成这篇铭文的撰写，亲自书丹，于贞观四年刻成。《孔子庙堂碑》刻成后，曾以拓本进呈唐太宗御览。据传，太宗观后拍案称奇，龙颜大悦，随即将王羲之当年所佩的“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官印赐给了虞世南。

　　对这件事，西北大学教授党晴梵曾赋有诗文：“永兴师法永禅师，一代宗风俨在兹，墨本换将银印佩，令人神往庙堂碑。”

　　难得一见：“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孔子庙堂碑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直书最多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不仅文辞流畅，而且书法丰和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一派平和中正之气，有人评价其“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又有“虞书妙品”“楷法极则”等评述，被后世称为“唐碑第一”。

　　孔子庙堂碑刻成之后，在当时便受到追捧，以至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

　　么乃亮介绍说：“然而这样一件瑰宝，在历史上命途多舛。”

　　到了唐末，最晚五代以后，此碑毁失，不仅如此，连唐代的拓本也难以见到，以至于宋代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作诗感叹：“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孔子庙堂碑在唐代曾经损毁。其主要依据是传世拓本中留下的“安北大都护相王旦书碑额”文字，根据这一史料，分析认为，此碑在武则天时期曾经损毁，但在大周的长安三年(703年)重刻。

　　对此，清代文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刚明显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岂得妄谓相王旦有重勒石之事”。

　　有研究人员还进一步找到了相关的佐证。

　　其一，元代书法家郑杓、刘有定编著的《衍极并注》中记有：“赵德夫曰：唐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时建，题云相王旦书额者，盖旧碑无额，武后时增之尔。至文宗朝，冯审为祭酒，请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为武后时立者，误也。睿宗所书旧额云大周孔子庙堂之碑。今世藏书家得唐人所收旧本，犹有存者。”这里面提到的赵德夫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字德夫。他明确指出相王李旦是为孔子庙堂碑加了个碑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结果在唐文宗时期，其中的“大周”被磨去了。

　　此外，在黄庭坚《山谷文集》中记有：“惟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为异耳。又碑末：‘长安三年太岁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书额’，相王书也。又云：‘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直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分析认为，如果武则天时期重刻孔子庙堂碑就不会仅仅写“拓勒碑额”，应该是重刻之类的用语。

　　孔子庙堂碑原刻已经不见踪迹是事实。幸运的是，此后人们一直关注着它，并且出现新的刻本，保存至今的有两块。

　　其中之一现存于山东城武县档案馆，刻制年代不详，是元朝至元年间，即公元1264年至1294年，在山东定陶出土的碑刻。

　　另一块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重刻于北宋建隆二年至乾德二年间，即公元961年至964年，由五代及北宋初年的著名将领王彦超再建，北宋刻碑名家安祚刻成。这一碑刻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地震时，碑石断为三截，对碑上文字造成了一定破坏。省博物馆珍藏的《明拓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与这一碑刻的字形相同。通过对比，证明这一拓本是在那次地震以前拓得。

　　“五绝”完人：“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孔子庙堂碑》的铭文洋洋洒洒2000多字，从内容上看，分成序和铭文两部分，长达1000多字的序言讲了四个层次的内容，先是记载孔子的崇高地位，接着回顾了孔子一生立德、治学的经历和重要成就。随后记述了唐王朝结束战乱，轻徭薄赋，天下大治，又开始倡兴文教，并且发现了孔庙破败的问题。最后记述了唐太宗下旨立孔德伦为褒圣侯，并重修长安孔庙的盛事。

　　其中铭文写道：“京纬垂象，川岳成形。挺生圣德，实禀英灵。神凝气秀，月角珠庭。探赜索隐，穷几洞冥。述作爰备，丘坟咸纪。表正十伦，章明四始。系缵羲易，书因鲁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轨……帝德儒风，永宣金石。”

　　铭文采用4字一句，4句一韵的体例，引经据典，气势磅礴。

　　关于虞世南，《旧唐书》《新唐书》都有传记。他曾在南北朝时期的陈朝为官，隋统一后进入长安，官拜秘书郎、起居舍人。隋亡后又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那是他一生中担任的品级最高的官职。

　　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虞世南已经年近七旬。他被李世民引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由此虞世南与李世民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初，太宗引虞世南为上客，因开文学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累拜秘书监，太宗重其博物，每机务之隙，独引世南与之谈论，共观史籍。”这段文字记述了虞世南因为博学多识，为唐太宗所重视的史实。

　　同时，《贞观政要》还记有：“一尝临朝，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也，而世南兼之，宁非绝类也！”虞世南“五绝”完人的称号由此传扬开。

　　唐太宗对虞世南“五绝”完人的评价在史籍中都有记述，只不过《旧唐书》中把书法的才能放到了最后一位，足见他的德行、忠直、博学、文词的出类拔萃更加令后世景仰。

　　么乃亮提醒记者留意虞世南传世的一首《蝉》。诗文为“垂公式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诗中虞世南紧紧抓住蝉的特点：饮清露，栖高处，声因高而远，而非依靠秋风。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居高而声远，不必凭借、受制于他物。虞世南描摹状物、托物言志的功夫可见一斑。

　　李世民评价“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也”

　　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伤心，史载“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哭得非常伤心。李世民后来把伤心的原因讲给了自己的儿子李泰，《贞观政要》中记载，他当时说：“世南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也。吾有小善，必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云其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哉！”

　　那么，虞世南在贞观年间犯颜劝谏了唐太宗哪些事？《旧唐书》中记述了其中的几件。

　　贞观八年(634年)，陇右山崩，大蛇多次出现，山东及江淮多次遭大水。唐太宗找来虞世南，虞世南先讲了几个历史故事。其一是春秋时期梁山崩，晋侯召伯宗问这件事，伯宗回答说：“国家主宰山川，所以山崩川竭时，君王不再搞娱乐活动，穿上素服、外出乘坐没有花纹的车、撤去音乐、住在偏殿并祭祀神灵。”梁山是晋国主宰，晋侯听从了伯宗的话，所以没有受到危害。

　　另一个故事是汉文帝元年(前179年)，齐、楚一带29座山同一天崩裂，洪水大肆泛滥，汉文帝命令郡国不要来进贡，对天下广施恩惠，远近欢乐和谐，也没有成灾。

　　与之相对，汉灵帝时，青蛇出现在御座上。汉灵帝和晋惠帝都是朝政败乱的君主。

　　虞世南通过这几个故事对比，讲了自己的看法：“如今蛇在山泽出现，深山大泽自然有龙蛇，也不足为怪。再说山东多雨，虽然合乎常规，然而阴雨连绵过久，恐怕有冤狱，应当审断关押的囚犯，或许可以符合天意。只要遵循道德，就可以削减突发的事故。”太宗认为他说得对，派使者救济饥民，审理官司，辨断冤案，多有赦免宽恕。

　　还有一次，一颗彗星出现于虚、危星宿之间，经过氐宿，100多天才消失。太宗对群臣说：“天上出现彗星，是什么妖邪呢？”虞世南说：“过去齐景公时有彗星出现，景公问晏婴，晏婴回答说，‘凿池沼怕它不深，兴建台榭怕它不高，施用刑罚怕刑罚不重，因此天上出现彗星来警诫您。’景公害怕而遵循道德，过了16天彗星消失了。我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不遵循道德义理，即使获得麟凤，终究是于事无补。如果政事没有过失，即使有灾星，也于时无损。希望陛下不要因功高而自以为了不起，不要因太平久了而骄傲松懈，始终如一，即使出现彗星，也不足为它忧虑。”

　　唐太宗听后郑重地回答说：“我治理国家，确实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24岁平定天下，不到30岁就居于帝位，自认为夏、商、周以来，治理乱世的君主，没有人达到过这样的成就。再如薛举的骁勇，宋金刚的凶猛，窦建德横跨河北，王世充占据洛阳，在那个时候，够得上是劲敌，都被我擒获。到遭逢家难，又决定安定社稷，登上帝位，降服北方的异族，我确实有些自傲的倾向，轻视天下之士，这是我的罪过。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达四海，骄奢淫逸，一个早上就灭亡了，我又怎么能够自骄呢？”《旧唐书》载，李世民说：“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本版照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